字词 | 1933年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1933年 1933年1月冯雪峰发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2卷3期)。 2月杨邨人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2卷4期)。 3月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在上海由现代书局出版。 4月鲁迅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现代》2卷6号),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 5月丁玲、潘汉年于14日在上海被捕。应修人拒捕跳楼遇难,终年33岁。 6月钱杏邨发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载《现代中国文学论》)。 7月大型文学月刊《文学》在上海创刊,由傅东华、郑振铎主编。 8月左翼文化界于1日举行反帝大示威,欢迎巴比塞率调查团来沪。 9月《大公报》的副刊《文艺》创刊。 10月国民政府于30日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 11月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4卷1号)。 12月诗人朱湘于5日投江自杀,时年29岁。 ☚ 1932年 1933年 ☛ 1933年 1933年《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编)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 ☚ 1933年 1934年 ☛ 1933年 1933年6月《福尔摩沙》出至第3期后被迫停刊。 10月廖毓文、郭秋生、黄得时、朱点人、林克夫等在台北发起成立“台湾文艺协会”,郭秋生为干事长。 ☚ 1932年 1934年 ☛ 爱的奏曲/心曲/惨变/苔痕集/伐木集/西爪集/两颗星/铁昭的诗/今晚零落/这时代/三秋草/心跳进行曲/苦囚集/唏嘘/白衣血痕/吻波诗集/影/祈祷/流浪之歌/爱与血之歌/日出之前/烙印/知行诗歌集/海/夜/望舒草/零乱章/霜华诗草/春的感伤/梦中爱宠/火把已成了烬灰/细雨集/回/嘤嘤诗集/幸福的哀歌/消失了的情绪 ☚ 秋千儿 爱的奏曲 ☛ 闲情/模范小品文读本/灰色一家/爱的奏曲/小鸟集/淞沪血战回忆录/晞露集/随笔三种/战争·饮食·男女/古庙敲钟录/忏余集/达夫自选集/北国之春/知堂文集/小妹/模范书信文选/灵凤小品集/今可随笔/两地书/败絮集/辣椒与橄榄/绮怀随笔/南国情调/四年/衣萍文存/饭后谈话/梓川小品/峨眉游记/花椒/日记文学丛选/锦绣河山/游日鸟瞰/茅盾散文集/猎影记/再给女人们/庐山避暑/哭父/断残集/昨夜/沫若书信集/子恺小品集/烟和酒/放言集/独行集/灯蛾集/秋风集/伪自由书/女作家小品选/女作家随笔选/现代小品文选/名家日记选/名家游记/寄健康人/胭脂/彦祥漫谈/西京之现观/童年梦痕/浙东景物纪略/浙东景物纪/望远镜与显微镜/女作家散文选/女作家日记选/女作家书信选/幸福/陈迹/四十自述 ☚ 血迹 闲情 ☛ 1933年中华民国22年·癸酉文化李石岑著《哲学概论》出版,评述了西方各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和命题。 政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公布,确定了工人劳动与政治权力的基本原则。 经济1月,国民党政府票据交易所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成立。 军事蒋介石与美国签订《航空密约》,借款4 000万元,购买侦察机、驱逐机,并由美国为之组织空军。 1933年中华民国22年·癸酉数学曾炯之创立了拟代数封闭域的层次论。 生物学1933年~1934年,张作干对东南地区两栖类动物的品种及分类进行调查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对中国的动物资源作了初步阐述。 农学浙江省农业改良总场稻麦场,在五大育种场举行双季稻栽培试验。这是中国最早的间作稻试验。 医学30年代,侯宝璋出版中国第一部《病理组织学图谱》,提出并证明华枝睾吸虫寄生与肝癌发生的关系。 工程技术2月,实行电报可用收报人电话号码代替住址的办法。 1933年数学兹维基[美]提出多值逻辑可应用于现代物理量子论。 物理学保罗·A.M.狄拉克[英]和欧文·施罗丁格[德]因建立波动力学并发展了量子力学,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正负电子湮没产生光子 化学鲍林预言可能存在惰性气体化合物,特别是氙的六氟化物。 天文学史温斯[比]、亚当斯等人发现星际介质中含有氰和氢化物的分子。 地学芬奇[美]发表研究报告,提出分式号码法。 生物学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美]因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医学费拉托夫[苏联]异体角膜移植成功,这是器官移植的最早事例。 工程技术6月15日~22日,W.波斯特完成了第一次单人环球飞行(25 000千米),历时7天18小时49分钟。 1933年文化苏联伊凡·阿列克谢维奇·蒲宁获诺贝尔文学奖。 政法德国纳粹残酷迫害人民的血腥工具“盖世太保”成立。 经济日本三和银行成立,在国内外拥有200多个分支机构,为日本金融业垄断组织。 军事3月16日,比利时政府开始修筑马斯河防御工事。 1933(民国二十二年)1月1日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广东省政府开始实施 《三年施政计划》,其重心在于经济建设,包括农林、蚕桑、渔业、矿业、工商5大项。(384,11页) 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376,上卷,247页) 1月10日上海银行公会票据交换所正式开业,直接开展银行间的收存业务。它以崭新的交换方法、完善的清算制度成为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完全以商业银行自己的力量创办的第一家新型的清算机构。参加的银行开始只有32家,到全面抗战前夕增至73家。钱业公会不但丧失了银行作清算拨划之用的大宗存款,而且失去了清算中心的地位。这可视为银行压倒钱庄占据金融界主导地位的标志之一。(《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60辑,309页;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61页) 1936年1月28日,中央银行应上海银行公会的邀请正式加入上海票据交换所。交换存款以4:4:2的比例分存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并由三行负责代理交换差额之收解。(《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93页) 1月11日国民党第339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全国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每年发行4次,每次500万元。(393,208页) 1月12日四川地方政权以 “救济川丝”为由,联络丝业界、金融界组织 “川丝整理委员会”。从此,重庆丝业乃至整个四川丝业都落入了四川地方政权的控制之中。整理委员会成立后,根据所拟订的 《川丝业联合共营实施方案》,于3月将川省各地11家铁机丝厂集成为一个联营公司——大华生丝公司,意图统一经营、齐一品质,避免竞争原料、竞售成品,团结对外以谋川丝之复兴。11家丝厂共有资本165万元,丝车4 036部,占当时四川全省20家铁机丝厂丝车总数的64%以上。但由于内外条件不利,丝价惨跌,公司只经营了一年多,就以亏损120万元而倒闭。(《重庆工商史料》 1辑,112-113页; 333,354页) 1月28日在无锡举行的江浙蚕丝业会议上决定设立江浙蚕丝业联合统制委员会。蚕丝统制的首要内容是蚕种统制。“以行政力量,严格取缔劣种劣茧,积极奖励技术之改进,使出口优良,整齐划一。同时并统制蚕种、蚕茧之产销数量,严格禁止种贩、茧商投机,使供求适应,价格平衡。”(《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251页) 1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1931年开始关注农村合作事业。至此在总行内设立农村合作贷款部,其目的在 “以商业银行立场使资金流入内地,以辅助农村经济之发展”。业务区域逐步扩大,“除在江浙两省交通便利区域以外,并扩充至陇海路沿线,以及长江各埠”。在南京、郑州、长沙三分行内,设立分部。1934年,更名为农业部。(153,590、586、589、586页) 2月1932年淞沪 “一·二八”事变中,所有日籍引航员受日本海军调遣,为日军提供引航服务,给我国造成很大损失。国民政府和公众受到很大震动,加强了积极收回引航权的决心。有关方面在修改 《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 的基础上形成了 《引水管理暂行章程》,于1933年2月上呈行政、司法、考试三院审核施行。1933年12月,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成立。1934年9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王洸、万琮撰就 《收回引水权问题》、《引水法草案》,痛切揭露了丧失引水主权,特别是1868年赫德一手炮制的 《引水总章》 给国家带来的重大损失。但终因以美国为首的驻沪领事团和日本拒绝放弃 《引水总章》 关于中国引水事务的领事管辖权的规定,蛮横阻挠,这次收回引水权的活动以失败告终。(319,669-671页; 《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3-17页; 《上海港史话》,101-103页) 3月1日财政部发行爱国库券2 000万元,月息5厘。“本库券应付本息基金,由财政部在卷烟税款下除已拨债券基金外,每月提50万元”备付。(124,225-226页; 181,126-127页) 3月3日1921年开始筹设上海造币厂,进展缓慢。1928年改名为中央造币厂。是日,立法院通过 《银本位铸造条例》,规定 “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109,91页)。3月1日,此厂即已开铸。银本位币图案,一面为孙中山头像,一面为帆船,上有飞鸟和太阳,祖模是美国费城造币厂所镌铸(378,37页)。到1935年12月止,共生产银元147 442 329枚。(182,98-99、113页) 3月4日日军于2月23日对热河发动进攻。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热河全省随即沦陷。(376,上卷,251-252页) 3月6日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3月6日,美国宣布停止银行券兑现,事实上放弃了金本位制,把美元贬值41%。1931年纽约平均汇价为华币100两合美元29.01美元。1933年年底降至100两合44美元,1934年11月更降至54美元。(373,340-341、368页; 《世界经济史》,中卷,227页) 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湖南新化锡矿山锑矿 “业务甚盛”,此后趋于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仍是小规模开采,“近年开采者仅70余家,炼厂24家。采矿工人共16 000余人,炼工1 000余人。”是月,成立湖南锑矿联合贸易处,委员为商选,由省政府派监督,建设厅派监察,抽锑价十分之一捐为基金。1936年1月,资源委员会派刘亭芳赴湘接管原贸易处,办理锑矿统制事宜。(《第五次中国矿业纪要》,518页; 392,174页;372,249页) 4月1日蒋介石训令 “剿匪总司令部”于1932年11月成立农村金融救济处于汉口。是日,在此基础上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并发行流通券,资本500万元,实收250万元,由 “特税”(鸦片税) 拨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中国农民银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28页) 4月4日中荷两国互换照会,自1926年1月起,荷兰将部分庚款退还中国,其中65%用于水利事业,35%用于文化事业。(103,919页; 213,190-195页) 4月5日交通部电政司与美国太平洋水线公司、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公司签订 《报务合同》,取消水线登陆专利权(旧合同——如1899年3月6日与大北公司签订的 《电报合同续约》——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概不准他人在我国设线登陆,或以他法通讯,这就垄断了中国的国际通讯)。已经登陆的水线的登陆期限定为14年,由交通部发给登陆执照。过去三水线公司在上海直接向公众收发电报。新合同规定交通部收回公司在华对外直接收发电报权。此后三公司水线转来之电报,分别交交通部国际电报局水线电报收发处或交通部上海电报局投送或继递。(317,181页; 187,689页) 4月6日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政府呈送马寅初等提议统一国币应先废两改元案。“现在南北各省及通商巨埠,城市乡镇,无不以银元为通用之唯一货币。……乃现在各省埠仍用银两为本位。……用其名而无其实,所谓虚银两本位是也。无论就事实上、理论上而言,孰不愿废除此虚银本位,而以实在硬币之银元为统一之国币”。财政部的意见是在上海及江、浙两省试办。因钱庄的反对及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未能实现。但北平、济南、南昌、杭州、汕头、福州、重庆(见1930年4月16日条) 等地,已坚决废除虚银两。(356,305页) 30年代初,农村经济衰落,现金向上海集中。1931年中国银钱业存银元1.4亿元,1932年8月增至2.4亿元,而现银两只有7 000余两。银元价格(洋厘) 跌落,“购买力低落,物价上涨,市民称苦,各界盼望从速废两改元”。(212,549页) 1933年2月28日财政部训令,上海自3月10日起实行废两改元。“所有上海市各商店,无论何种营业,凡关于货物市价及一切交易,均应自该日起,一律用银币计算,不得再用银两”。并停开洋厘行市; 取消银拆,改开拆息。财政部布告自是日起,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其在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在上海应以规元七钱一分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在上海以外地方,则按4月5日申汇(上海汇兑) 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折为银币收付。从此,落后的银两制被彻底废除。1865年以来被钱庄垄断的九八规元银两记账单位,到此连根拔除。(182,227、230、234、238、239页) 4月10日华商纱厂联合会召集各厂会议,“佥以外侮内忧,日臻严重,苟无救急之方,势必同归于尽”,一致议决自4月22日至5月21日各厂一律实行减工,每星期六及星期日昼夜完全停工,“以减生产而维生存”。每星期从13班改为10班,减少23%。上海各厂多遵照实行,外埠纱厂或有未减这么多的。5月10日,上海各厂又会议决定俟上述减工办法期满后,仍请各厂斟酌情形,自由减工。(301,230页; 131,365页; 368,123页) 4月19日商办江南铁路公司成立,资本总额实收100万元。原定修建芜湖至乍浦铁路,后改为从南京中华门经马鞍山、芜湖、宣城至孙家埠,长171公里。1933年5月,芜湖至孙家埠及南京至芜湖两段同时开工。1934年芜湖至孙家埠段完工。1935年中华门至孙家埠全线通车。1936年4月与京沪路部分联轨,开驶上海芜湖间直达客车。(129,上篇,1章,34页; 318,52-53、61页;349,108页) 4月1933年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后,于是月下令设立宁夏省道管理处,开始修筑省内干线、支线公路。到1936年止,采用军工为主、民工为辅的办法,筑成宁(夏)(今银川) 包(头)、宁兰(州)、宁平(凉) 3条省内干线公路和宁灵(武)、宁盐(池) 等10余条县乡支线公路。1936年改宁夏省道管理处为宁夏汽车管理局,转入汽车客货运业务,有汽车30余辆(以卡车为主)。省内干支线公路的修筑,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确保傅作义部在绥远抗战的物资供应,国民政府在1940年接管了宁夏公路。1943年11月,马鸿逵以汽车客运无利可图,下令停运。(《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89、90、93页) 夏初1932年冬由广东、广西两省政府筹备的西南航空公司开幕。广东认股100万元,广西认股50万元。最初从美国购买一个发动机、两位乘客的飞机3架,一个发动机、3位乘客的飞机1架,还购教练机1架,又自美国购买一个发动机、3位乘客的飞机3架,从法国购买已报废的3个发动机、8座的客机1架,共9架飞机。先后有4架飞机失事坠毁。在两广开辟了几条航线,还开辟了广州经南宁至河内的以及广州经北海至河内的航线。1938年6月公司停闭。(阚宗骅等: 《西南航空公司的成立及其结束》,载《广东文史资料》 10辑) 5月1日1932年10月阎锡山成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是日,动工修筑同蒲路。此路北起大同,经过太原,南端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属蒲州)。到1937年 “七七”事变时,已修成风陵渡到太原的阳坊口段,共长713公里。此路采取与正太路相同的一米轨距。(318,53、65页; 349,109页;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172-173页) 5月22日在中日 《关税协定》期满后的第七天,国民政府宣布废止1931年旧税则,实施1933年新税则,这是第七次修改进口税则。税率分14级,从5%到80%(1931年税则的最高税率为50%)。税率实际水准从1932年的14.1%提高至1933年的19.7%。增税货物380种,增税较多的是从日本输入的棉货类(1931年税则中棉及其制品类的最高税率为25%,1933年增至50%) 和鱼介海产品。减税货物92种,主要是从英美输入的汽油、木材、车辆、机器及工具、珠宝等。此税则对民族工业略有保护作用。(340,328-334页) 5月29日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签订 《棉麦借款合同》。6月1日正式公布。公司贷款5 000万美元给中国财政部,其中4 000万美元用于购买棉花,1 000万美元用于购买小麦(其中至少有40%用于购买面粉)。全国统税各收入为第一担保品,海关水灾附加税扣除归还1931年美麦借款后的余额为第二担保品。信款为期3年,付款期限得展期2年,年利5厘(加上运费、保险及其他费用等,实际为8.63厘多)。中国负担一切运输、储藏、保险及起卸的费用。棉麦运输船只及保险至少一半以上由美国方面承办。此项借款遭到日本的蛮横反对。日本政府明确规定在华日本纺织厂一律不得购买进口美棉。加之国内纺织业正处于萧条状态,结果进口美棉销售停滞,产品积压。美麦、美粉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许多,面粉销售也遇到困难。1934年3月26日,中美两国就削减棉麦借款达成协议。修改后的借款额为美棉1 000万美元,美麦600万美元,美粉400万美元,三项借款实际金额为17 086 282.48美元,扣除偿还棉麦借款项下拨付本额(美棉项下借款本额10%,须于货运来华时立即归还,货到90天后,偿还借款的15%)、关税、麦价差额、运费、保险费等,国民政府实得11 884 763.30美元,折合国币33 622 624.06元,其中用于统制全国金融的占40%,直接用于反共军事(冠名为南昌行营 “剿共”、七省公路及江西建设费用等) 的占36%强。(181,268-271页; 373,325-364页; 郑会欣:《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载 《历史研究》 1988年第5期; 371,431-434页) 5月31日关东军代表与华北中国军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 《塘沽协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得对日本侵略进行任何抵抗( “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日军在证实中国军队遵守了此项规定后,“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159,54-55页)。6月3日,国民党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 《塘沽协定》。这是继袁世凯承认 “二十一条”之后承认的最严重的一个卖国条约。协定虽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划长城为界和涉及政治问题的词句,但实质上长城变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非武装区变成了丧失主权区,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376,上卷,277页。) 6月24日北川铁路沿线的6个炭厂协商,并邀请民生、北川公司投资,组成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24万元,收足162 800元,其中民生公司投资10万元。矿区属江北县,用土法开采。(325,227、229页; 《第七次中国矿业纪要》,171页; 396,430 -431页) 6月国民党公布 《剿 “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规定: “处理被 ‘匪’ 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明确支持复辟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限制每一业主所有田地面积之最高限额,至二百亩止”。但超过200亩也是允许的,只是每超过50亩,要征收其田租额的3%,最高可征收其田租额的80%(这时这个地主的占地已达1 533亩)。(185,178-189页) 7月1日建设委员会续发电气事业公债600万元,年息6厘,指定以首都及戚墅堰两电厂之现有地基、房屋、机器及两厂营业盈余之余款等为担保。(124,227页; 181,128 -129页) 7月18日粤汉铁路湘鄂、广韶段先后通车之后,中间株洲至韶关段455.7公里迄未修建。1930年决定拨用中英庚款,加上广韶铁路局拨款动工修建。自1932年7月30日至1933年6月19日,已4次与英国签订动用庚款的契约。至此,铁道部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签订契约,从铁道部应得庚款的2/3项下共计拨款470万英镑充作修筑粤汉铁路株韶段的费用。1934年7月11日,财政部、铁道部还与中央、中国、交通、汇丰四银行签订合同,由前者发行公债150万英镑,全部由四银行按九折承受,指定铁道部借得英国退还庚款为应付本息之用。铁路建筑从南北两方陆续推进。韶关至乐昌段已于1930年开工,1933年9月完工。乐昌至株洲段于1933年分段先后开工。1936年6月粤汉铁路南北两段接轨,由武昌徐家棚至广州全线通车,全长1 095.6公里。自1906年广韶段开工,至此已历时30年。根据英国的要求,1937年8月,粤汉路与广九路接轨。武昌至九龙开行直达货物列车。(103,894、897、905-907、942、944-947、976-979页; 318,49、52、54、63页;349,107页) 7月22日1933年6月12日,在伦敦召开 “世界货币及经济会议”。中国派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出席。是日,八个产银国、用银国会议签署了美国提出的 《白银协定》。“应于主要产银国及最大储银或用银国之间获取协定,以冀减少银价之变动”(109,112页)。协定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储银国中国、印度等出售白银的数量,并规定美国、墨西哥、秘鲁、加拿大等产银国政府收购各自矿产生银的数量(石毓符: 《中国货币金融史略》,266页)。美国的收购份额后来定为2 240万盎司(109,115页; 371,221页)。1933年12月21日,美国国会于各国之先批准了这个协定。1934年3月21日,中国政府在提出一项保留之后,也批准了这个协定。其余各签字国亦相继批准。美国批准协定后,罗斯福总统即发布公告,在 《白银协定》 有效的4年期间,美国每年至少须购银24 421 410盎司,购价规定为每盎司1.29美元(实际上每盎司64.5美分,因其中含一半铸币费),而当时市场价仅0.45美元。这一公告不啻给美国银矿资本家一种津贴。美国批准 《白银协定》 后,中国金融市场立即出现不正常状况。上海标金行市3月20日惨跌13.1元。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中国物价下跌8%。(373,376、386、377页;109,114-115页;371,221页) 8月1日阎锡山以 “造产救国”、“建设西北”为名,成立 “西北实业公司”,自兼总经理,统管山西工业。1934年9月,阎将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和育才炼钢机器厂(1924年8月阎锡山筹办,1925年建成。见412,379页) 改组为西北铸造厂、西北机车厂、西北电气厂、西北农工器具厂等11个以生产武器弹药为主的工厂(自1934年9月至1935年8月,除西北电气厂以外的10个工厂的总产值中,军事用品类占68.3%,见377,110、115-116页),由直辖于西北实业公司的机器厂管理处直接管辖经营之。1936年10月,将机器厂管理处时期的10个工厂(不包括西北电气厂),按生产军火的需要,改组重编为 “西北制造厂”所属的18个分厂。西北制造厂是一座大型的兵器制造工厂,有员工1万余人,各类机器设备4 300余台,生产步枪、炮、炮弹、手榴弹、子弹、火炸药等。1934—1935年,还新建十多个厂矿,其中包括1935年开工的西北洋灰厂。规模更大的西北炼钢厂亦已从1935年开始动工兴建,到1937年,炼钢厂基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可惜还未及投产,太原就失陷,沦于日寇之手。到 “七七”事变前,西北实业公司所辖工矿企业已达33个,基建投资3 000万元,公司有职员2 025人,工人18 597人。无论就其资本之巨、规模之大而言,还是就其产品品种之广和数量之多而言,西北实业公司不仅在华北首屈一指,即使在全国也颇引人注目。西北实业公司的军火生产固然有对1936年东渡黄河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抵抗的作用,但在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阎在武器上的大力支援,傅作义所部才得以在1936年痛击侵犯绥远的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1937年10月忻口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更是和西北实业公司供应的大量武器发挥的重大威力分不开。(377,55-58、79、82-83、63-65、119页; 同书,序言; 369,169-173页) 8月31日1925年 “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后,福公司工人于7月9日开始罢工,煤产量从1924年的670 835吨减至1925年的338 677吨,1926年再减至116 673吨。此后即陷于瘫痪状态。1932年,中原公司因入不敷出,向福公司商借巨款。福公司乘机提出以恢复生产为借款条件。中原公司借得300万元后,同意福公司恢复生产。1933年福公司恢复生产后,中原公司感到自己的资本、设备不及福公司,与之竞争,恐遭失败,乃同意与福公司合并,把 “分产合销”的 “福中公司”改为 “合产合销”的 “中福联合办事处”。是日,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合资经营煤矿业的合同由中福双方签字。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完全依照中国法律在焦作成立,流动资本定为100万元,中原公司51万元,福公司49万元。设董事5人,中原公司推举3人,福公司推举2人。董事长由中原公司董事3人互选,总经理由中原公司推举,福公司推举总代表1人。两公司财产,仍各自执管,其使用权归联合办事处。合资期限定为10年。合资后,经营无方,管理不善。1934年9月4日,蒋介石派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为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解散联合办事处董事会,总经理、协理等立予停职。翁于12月10日就职,推荐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时任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的孙越崎为联合处总工程师。在翁、孙,特别是在孙的主持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首先明确中福公司由中方主持全公司业务。接着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紧缩预算。鉴于煤矿开发过度,决定马上全部停止下山的工程,缩短巷道维护,节省开支,集中开采。连接王封和李河两矿的电网,以提高利用率,解决井下被淹抽水问题。改进煤炭销售,实施合理差价(冬春旺季价高,夏秋淡季价低; 有煤矿竞争的地区价低,没有煤矿竞争的地区价高)。力争让道清铁路为焦作多运煤炭。1935—1937年,中福公司的煤销量占到了上海、南京、镇江全部无烟煤销量的36%。1934年中福产煤90万吨,1935年增至123万吨,1936年再增至130万吨。1935年年底还清从金城银行借的30万元。1936年盈利达208万元。福公司的股票在伦敦市场上大涨,为数十年所未有。1935年年底翁升任行政院秘书长,整理专员一职由孙越崎兼任。1937年1月4日,翁任中福公司董事长,孙被聘为中福公司总经理。(325,181-203页;352,140、144-155页; 《孙越崎传》,94-112页;396,159页、附表二) 8月赣南驻军组织桑田公司收买钨砂,同时令原有8家钨商组织联安公司,由驻军以武力保护专卖赣钨,盈利的51%归驻军,49%由钨商按股分配。1935年省政府与军部协商,成立江西钨矿局,统制钨砂出口事宜。对内向矿商收砂,对外由局专卖,禁止商人自由运销。(《第五次中国矿业纪要》,402页;372,247-248页;392,174页) 9月7日设立于浙江鄞县的四明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资本20万元。(《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453页) 9月16日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的进口税则继续把米、麦、面粉列为免税商品。1933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对洋米征税。之后4日,即9月16日,广东开始征收洋米(1919—1933年,除1926、1930年外,广东进口洋米谷在全国进口量中都占50%以上,1924年最高,达88.2%) 进口税,每担征大洋1元,但将南京政府定为国税的洋米进口税确定为广东省地方税收。次年6月16日,提高到每担1元7毫2分8厘大洋(即3月20日、4月15日、6月16日连续加征20%)。1933年9月,广东还对其他40多种进口农产品征收进口税。进口洋米谷征税使广东进口洋米谷显著减少。1933年广东进口洋米谷1 027万担,值11 782万元; 1934年减少到503万担,4 524万元;1935、1936年持续减少。(林通经: 《洋米谷输入广东之史的分析》,载 《广东省银行季刊》 1卷2期,1941年6月; 盛焕明: 《粤省洋米谷免税问题》,载 《银行周报》 21卷13期,1937年4月; 肖自力: 《陈济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65、338页) 10月1日国民政府发行关税库券1万万元,月息5厘,本库券应付本息基金,指定由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指拨。(124,230-231页; 181,133-134页) 10月4日1931年6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经济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11月成立筹备处。1933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改为直隶于国民政府。是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其职能为国家建设或发展计划之设计及审定,应需经费之核定、监督指导及直接实施。这是一个统制全国经济的机构。(179,88-91页; 371,383页) 10月15日鉴于我国棉花产量严重不足,近代纺织工业规模过小,而且 “原棉绒短获少,掺水掺杂,纱厂机旧本缺,技劣工拙,重以捐税繁重,运输不便,外货倾销,灾乱频仍,致棉价低贱,工商亏本”,国民政府乃于是日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以陈光甫为主任委员。这是经济委员会设立的第一个下属机构。(186,974页) 10月22日主要依靠借用英庚款,于1930年12月动工修筑南京铁路轮渡工程。至此,工程完工通车。11月通行货运。(余定义: 《最近三年之交通建设》,载 《中行月刊》12卷,1、2期合刊; 129,上篇,1章) 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批准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部长之职,由孔祥熙接任。(375,213页) 10月1933年6月前后,实业部与英商安利洋行达成试办钨砂出口专销协议。中方给予安利洋行两年的钨砂专销权,两年内英商每年限收购钨砂7 200吨,每吨收价定为500元。7月7日,实业部按协议向安利洋行发出 “运照”,并通过财政部通令各地海关自8月1日起,“该洋行报运出口之钨砂经过各关,即验凭实业部所发运照征税放行,其他运照概作无效”。每吨定价500元,比之时价不及1/2。安利洋行的垄断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愤懑,是月,行政院乃决议取消与安利洋行的专销合约。(《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114页; 184,718-719页; 117,818-819页) 11月3日开滦与中兴煤矿签订销煤合同。在1934年上海及长江流域供应量中,开滦占43.4%,中兴占22.1%,其他煤矿占34.5%。1935年,双方又续订合同,规定: 中兴煤矿每年最高年产量为250万吨,开滦为800万吨。(《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9-10页) 11月28日—1937年2月1933年英商卜内门公司拟与国民政府签订合办硫酸铔厂之契约。“一切管理上权限,均归英、德两国,出货后又须由彼经销而交百分之五之佣金”。“设任卜内门在中国设厂,吾等十余年来为中国化学工业所筑之基本将完全失效”(范旭东语,见154,423页)。在陈光甫、周作民、张嘉璈、浙江兴业银行、中南银行等的支持下,范旭东提出由永利创办硫酸铔厂。1933年11月28日行政院勉强批准了永利建厂,限一年内完成。为了开办硫酸铔厂,1934年3月28日永利制碱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定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股本从银洋200万元增至550万元(新增之350万元中,150万元由重估旧有财产得来,其余200万元由上海、金城、中南三银行承购)。1934年4月30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正式成立。为了从美国购买硫酸铔厂之设备与技术,侯德榜与美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此厂的开办过程中,中国、上海、浙江兴业、金城、中南银行给予永利巨额抵押透支(154,424、425、427页)。1936年7月,国民政府也决定对永利硫酸铔厂生产之安摩尼亚、硫酸铔等5种产品准免出口转口税30年,对永利发行的550万元公司债由政府保息7厘,以5年为限(184,461-463页)。经过5年紧张且艰苦的扩建,南京硫酸铔厂终于在1937年2月5日建成投产,日产硫酸铔250吨,硝酸40吨。(张同义: 《范旭东传》,88页) 11月国民政府发行华北救济战区短期公债400万元,以展限续征之长芦盐税项下附加农田基金为还本付息基金。(124,229页; 181,130-131页) 11月—1936年1933年11月,招商局与陇海铁路实行水陆联运,以连云港为接运地点。1934年9月1日,招商局与胶济铁路正式开始联运,以青岛为接运地点。1935年1月1日,招商局与平汉铁路实行联运,以汉口为接运地点。1935年2月5日,与江南铁路实行联运,以芜湖为接运地点。1934年至1936年年初,还先后与京沪、沪杭甬铁路、北宁铁路、津浦铁路等办理了联运。(321,419-420页) 12月5日国民政府对国产卷烟统税实行新二级税制。此前1929年7月实行七级税制,1930年11月改为三级税制,1931年2月改为新三级税制,1932年3月改为二级税制,是日改为新二级税制。“税率分级多,则上、中、下烟之负担,随烟质之高下而分别重轻,故下烟之负担较轻,华烟居有利之地位,国产烟叶亦随之畅销。税率分级少,则上、中、下烟之负担距离不甚相远,甚或下烟之负担超过上、中烟至一二倍。故上、中烟之负担较轻,英美居有利之地位,国产烟叶亦随之滞销。依历年之经验,七级税最有利于华商,三级税次之,二级税则英美显受特惠,华商无复抗争之力。”在旧二级税时期,下烟由值百抽九十者,增至值百抽一百二十有余; 上烟则由值百抽四十七者,减至值百抽三十六。“政府何爱于豪商巨贾,于增筹款项之际,犹特于减税,又何恶于贫苦小民,特科以重税乎?”(148,377-379页;144,922-924页) 12月27日开滦日晖码头以机器上下煤炭,效率比刘鸿生的中华码头高出许多倍。一艘8 000吨煤轮由秦皇岛载煤到上海,用人力卸煤,每月只能走2.5次,用机器能走3.5至4次。堆卸在中华码头的煤炭大幅减少。加之日商码头业竞争激烈,市况萧条。主要由刘鸿生发动,是日签订有7家华商码头加入的联合营业合同,但竞争并未消除,联营以失败告终。1935年11月5日再次组织7家(其中刘鸿生占4家: 煤业公栈、周家渡中华栈、义泰兴南栈、义泰兴北栈) 同业联营,“划一各项收入价额,并将各栈共同所得之营业,按照百分法比例公摊,以期利益均沾”。“码头业的营业比其他行业复杂,联营很难维持”。这次大概也未取得什么成绩。1935、1936、1937年中华码头公司仍然亏损。(134,272-283页) 12月为改善淮南煤的运输条件,建设委员会筹组淮南煤矿铁路工程处,负责修筑从淮河南岸田家庵经合肥到芜湖对岸裕溪口的淮南铁路,长214.7公里。1934年3月开工,1935年12月31日全线接轨完成。1936年1月20日,开始营业。1937年7月1日淮南煤矿与淮南铁路合组淮南路矿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定1 000万元,开始招收商股。(129,上篇,1章,43-44页; 318,55页;117,784页) 1933年1926年前后,原北洋政府国务秘书长柯菊初开设光华火油公司于上海,1930年成为苏联 “油遍地”(U.P.T.) 石油公司在华的经销商。此举引起美商美孚、德士古、英商亚细亚三大公司的恐慌。三大公司以亚细亚火油公司为中心,组织联合阵线,采取跌价办法,与光华火油公司展开竞争。光华全部资产损失殆尽。是年,将全部油池、油库等财产,作价400万元售与三大公司,光华的客户也让与美孚和亚细亚,交换条件是三大公司同意保留光华公司的名义,由三公司配给火油给其代销。(398,上册,363-364页) 1933年由巫宝山教授主编的 《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1947) 曾对1933年的中国国民所得做了详细估计。这个估计还包括了1931—1936年的其他各年。巫教授说,其他各年 “数字的可靠不及1933年之高”。巫教授又在发表于1947年12月 《社会科学杂志》 9卷2期的 《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和 《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两文中对1933年的数字进行了修正,并补充了1946年的国民所得数字。1931—1936年的国民所得都包括了沦陷区。现将这七年的国民所得表列于下。 1931-1936年及1946年中国国民所得
如将1933年生产所得 “按照全国人口数429 494 138人平均分配,则每人所得仅47元,按照该年美汇市价仅合12美元,与该年美国平均每人所得为313美元比较,诚不可以道里计。……再就所得中各业分配而言,则我国诚为一农业国家,所得中61.5%为农业所得,此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仅有9.2%为制造业所得,而制造业所得中仅有28%属于工厂所得。如制造业仅计算工厂部分,则制造业所得仅占国民所得2.6%,与美国1933年所得中农业仅占7.9%,制造业占17.1%,亦诚不能相提并论,由此亦可见我国工业化程度之低”。(《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27、721-722、817-818页) 1933年关内五矿产量之和为7 951 759吨,占关内1933年煤炭总产量9 983 000吨(125,100页) 的79.65%。1933—1936年七大煤矿的煤产量见下表。 1933-1936年七大煤矿煤产量表(单位: 吨)
续前表
资料来源: 396,附表二。 2月9日伪满政府与满铁签订《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伪满把吉长、四洮、洮昂、吉敦、沈海、呼海(包括松花江及与之有关的水路的水运事业)、吉海、齐克、洮索、奉山(包括打通线及附属港湾) 各铁路作为对满铁所负债务之担保,委托满铁经营。伪满还令满铁承建敦化至图们江、拉法至哈尔滨、泰(太) 东至哈尔滨的铁路。伪满向满铁借款收买天图轻便铁路后,也委托满铁经营。3月1日,伪交通部明令将东北铁路转让与满铁。(122,700-702页;155,1170-1182页) 2月24日由伪满政府、满铁、三井物产等出资设立满洲石油会社,资本2 000万元。“该社以开发满洲国内石油、炼制原油、销售产品为目的”。1933年着手在大连建炼油厂,1935年建成投产。该会社曾在扎赉诺尔、阜新等地进行钻探,直到日本投降,也未见油。(157,90、372-373页。据379,141页,此会社成立于6月5日) 2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占领热河省后,伪满财政部、伪满洲中央银行立即着手回收当时流通的汇兑券和辅币汇兑券。定为伪国币1元兑换汇兑券50元。1933年3月20日热河票发行额为10 803 971元,实际回收额为7 827 251元。(158,433页) 3月1日满铁在沈阳设铁路总局,受日本政府委托经营伪满的 “国有”铁路、港湾、水运及其附属事业,侵占了原来分属于9个中国路局、总长2 939公里的18条铁路以及葫芦岛港和营口的河北码头。(379,33页; 《满铁史概述》) 3月20日1932年12月,伪满中央银行接管原奉天省造币厂后,招聘技术人员,购入新型机械,着手修复厂房,至此全部竣工。即日开工生产,5月1日开始铸造铸币。(158,433页) 3月26日日本政府与伪满政府签订 《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讯会社的协定》。9月1日,满洲电讯电话株式会社成立。(157,15、90页) 3月下旬伪满政府决定在热河省大力栽培鸦片,实行鸦片栽培和贩卖许可制。全部鸦片由国家收买,违者处罚。1936年,日伪当局在热河6个县公布了一份告农民书,号召他们栽培罂粟并规定了奖励办法,如凡按指定面积种植罂粟者,免除土地税; 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5亩者,除免交土地税外,还免服兵役。(157,812页;379,229、230页) 4月1日1933年2月10日,日商饭田延太郎与昭和制钢所签订备忘录,饭田以175万元的代价,将根据1918年12月23日同奉天当局签订的弓长岭铁矿契约取得的有关公司的一切权利交给昭和制钢所。3月29日,签订合同。3月31日,正式签订所谓 “满日合办弓长岭铁矿无限公司契约书”。4月1日,正式成立弓长岭铁矿公司。伪满(“九一八”事变后,原奉天当局的矿权落入了伪满手中) 方面以弓长岭等矿区作价40万元,作为对该公司40%的投资,实权完全掌握在持股60%的日本方面。1935年5月开始采矿。1939年职工达13 012人。1937年,按照伪满 “一业一社主义”的统制政策,弓长岭铁矿的全部权利被转让给满洲矿业开发会社。(366,229-231、288页) 4月10日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百元券纸币。(158,433页) 4月15日伪满中央银行吞并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官银号多兼营粮栈、当铺等,计有22种兼营的附属企业,总分支店达133处。为此,在伪满中央银行内设立中央实业局,作为这些企业的统制机关,并着手进行整顿分离的准备工作。是日,这些企业开始与伪满中央银行分离。其中的当铺、烧锅、油坊、杂货及代理店等在内的65家店,移交给新设的大兴公司。撤销了粮栈。所有附属企业,都与伪满中央银行分离了。(158,187、5页) 4月—1934年10月1日安东镇平银在安东有近30年的历史。1933年4月,伪满政府禁止镇平银输出境外。并趁镇平银价猛跌之机,于1934年4月23日布告,限于是年9月30日前为清理期(只准流通,不准发行),10月1日起不准以镇平银进行交易。由伪满中央银行以 “国币”100元兑换70.2两的价格于12月末前回收镇平银。伪满中央银行共从中捞取了白银500万两。(158,10、142、437页) 4月—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华北,修筑锦古铁路(自锦朝铁路金岭寺站至古北口,长447.7公里)。1933年4月,金岭寺至凌源段开工,同年5月通车。1935年9月,凌源至平泉段完工。1936年6月,平泉至承德段完工。1938年10月,承德至古北口段完工。(318,52、63、67页) 5月—1941年12月日寇动工修筑宁神铁路(宁年——神武屯,456.9公里)。齐克铁路宁年(今富裕) 至拉哈支线已在1930年11月建成。1933年5月动工修建拉哈至讷河段,同年12月完工。1935年12月讷河至墨尔根(今嫩江) 段开工,1937年4月通车。1939年11月墨尔根至霍龙门段通车。1941年12月霍龙门至神武屯段完工。墨尔根至神武屯段于1945年拆除。(318,48、53、61、67、72、79页) 6月1日1931年,满铁在朝鲜新义州建昭和制钢所的活动中止。1933年1月7日,满铁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在鞍山设立昭和制钢所,将鞍山制铁所的设施充作对昭和制钢所的实缴资本。4月10日,日本政府批准在鞍山设立昭和制钢所,并批准其正式营业。5月末,鞍山制铁所与满铁分离,是日,转归昭和制钢所。满铁与昭和制钢所签订转让与出赁鞍山制铁所设施的备忘录。新成立的昭和制钢所为满铁子会社,由满铁全额出资,是日本法人。1935年,昭和制钢所开始炼钢。(366,128-131、217-218、247页; 419,65-66页) 6月13日伪满中央银行公布 《禁止金银输出法》。(158,434页) 6月14日伪满政府公布 《产金收买法》。强令伪满中央银行收买产金业者之产金,并令产金业者将其产金于三个月以内卖与伪满中央银行。根据产金法,封闭了产金地区黑河、北安、牡丹江等地的152家金店,并将库存黄金全部收买。到1935年年末,伪满中央银行的白银库存达338万公斤,黄金库存达833万公斤,分别比1932年增加6.5倍和2.8倍。(158,10、434-435页) 据同书,447页,1937年5月17日,伪满政府还公布实施过 《产金收买法》。 6月伪满颁布 《商租地登记法》,规定日本人在东北从事农工商各业所需用之土地,得以自由商租,期限为30年,而且期满可以延长。(403,389页) 6月—1935年7月日寇动工修筑图(们) 宁(北。今牡丹江市) 铁路(248.7公里)。1935年7月完工。这是敦图铁路与中东铁路的联络线(今牡图铁路)。(318,54、60页) 6月—1935年11月1933年6月,日寇动工修建北(安) 黑(河) 铁路(302.9公里) 北安至辰清段,次年11月完工。1934年5月,辰清至黑河段及黑河码头线开工。1935年11月全线完工。(318,54、57页) 10月满铁同日本理化学兴业公司合作设立资本为700万日元的日满镁工业公司,利用大石桥一带贮量极大的菱镁矿,冶炼金属镁。(《满铁史概述》,15页) 11月9日伪满政府公布新 《银行法》,规定各种银行、钱庄、钱铺,必须在1935年12月末前重新申请营业执照。关外系统申请营业执照者140家,获得营业执照者65家,其中属于股份公司组织的仅17家。日伪强迫中国人经营的银行、钱庄增加资本,强令由独资经营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其进行资金、人员渗透创造条件。到1936年年末,歇业者27家,由个人经营改组为股份公司者19家。至此,个人独资的已不存在。东北沦陷时,关内系统银行在东北境内设有分行者,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中银行、国货银行及河北省银行6家。日伪勒令沈阳之国货银行及河北省银行分行两家停业。关内系统银行中申请执照者,包括分行、支行在内共48家,获得营业执照者24家,其中中国银行13家、交通银行8家、大中银行及金城银行各1家。1938年6月末,中国银行增加2支行,共计26家。1942年1月,伪满经济部命令4行在3月末全部关闭,结果只有中行保留了沈阳、长春、哈尔滨3个支行,加上大连共4个支行,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158,5、183、185、370页; 356,362-363页) 11月营口过炉银是1861年营口开埠以后出现的以宝银、银块为基础的特殊通货,是 “用作一切商业往来的清算工具”,是一种虚银本位,与上海的规元银大同小异。只有在三、六、九、腊月初一日才能提取现银(杨端六: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87-88页;《总商会月报》 4卷5号,商情,营口)。1933年11月,伪满政府悍然下令停止其流通,并逼迫四家银炉(永茂号、世昌德号、公益银号、永惠兴号) 停业,交由11月7日组成的 “过炉银整理委员会”评价,再将四家银炉所有债权、债务按过炉银四两折合伪币1元的兑价,交新设的营口商业银行继承清理。在清理银炉的其他借贷时,也严重损害了银炉的利益。(158,9、140、436页) 1933年大阪糖商高津氏收买由波兰人在东北北部创办的阿什河糖厂。1942年更名为北满制糖株式会社,资本2 000万日元。(403,250页) 1933年 1933年1月1日在蒋介石支持下,杜月笙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航空救国会。 3日日本于1日挑起榆关事件,本日攻陷山海关。 5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力主御侮。蔡廷锴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愿率部北上抗日。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义昌等亦请缨抗日。蒋介石分别复电 “嘉慰”,并令静待命令。 6日国民政府任命颜惠庆为驻苏联大使。 8日张学良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驳斥日方关于榆关事件系中国军队调动所引起的谬论。 11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第三届立法委员名单与 《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 1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故宫重要古物珍品南移,遭到北平民众的反对。 1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新闻检查法》及检查标准,规定在各大城市一律设新闻检查所。 22日蒋介石电令“剿共”区内各省加紧训练民团,并电令各部队限期肃清 “残匪”。 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及黄绍竑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所谓抗日、反共双管齐下的方针。 29日蒋介石到南昌,坐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 “围剿”。 2月6日蒋介石自任江西省 “剿共” 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 8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 《兵役法原则》。 9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设立中央华北临时办事处,推张继为主任,并指定张学良主持东北党务办事处。 1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令各级党部及各团体组织,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 “启迪”。 22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划全国为14个监察区。 2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法》。 27日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广昌进犯,受到红军伏击,损失惨重。 3月1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银币铸造条例》,废两改元。 3日日军侵占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溃逃。7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决定,汤因贻误军机,褫职查办。 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公布 《匪区封锁条例》。 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往汉口,当晚乘车北上。8日到达石家庄。9日与宋子文、何应钦、张学良在保定会商局势。 7日张学良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12日国民政府准免张学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代之。 17日行政院长汪兆铭由德国返抵上海。 21日中央苏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 “围剿”。 26日蒋介石自北平返回南京,与汪兆铭等会商,决定 “全力剿共”方针及应付日本侵略办法。 4月4日蒋介石离南京。5日到南昌,布置第五次“围剿” 计划。 5日国民党中政会议决由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 10日蒋介石在南昌宣称: “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11日,将召集七省治安会议,布置第五次 “围剿”。 12日新疆发生政变。 同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裁撤北平政务委员会。 13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决定设立复兴农村委员会。 21日中苏复交。 5月1日国民政府特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赤军南路总司令,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何键为西路总司令;刘峙为北路总司令;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赤军总司令。3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上述任命。 3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 10日蒋介石令川、陕、豫、鄂、湘、赣、粤、闽八省总动员 “清剿匪共”。 13日外交部为苏联拟将中东路售予日本,向苏联提出抗议。 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正式成立。 22日汪兆铭电已到北平的黄郛,要求与日方谋停战,“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 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28日蒋介石、汪兆铭、孙科等在庐山举行重要会议,商讨华北停战回题。 31日黄郛、何应钦根据蒋、汪命令派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日方提出的 《塘沽停战协定》。 6月2日《塘沽协定》签订后,全国愤慨,舆论哗然。汪兆铭通电辩解,声称《塘沽协定》只涉及军事,不涉及政治。 4日中美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 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 “剿共” 军事会议。 13日国民政府派庞炳勋、冯钦哉部准备进攻冯玉样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17日国民政府公布 《兵役法》。 18日国民党特务在沪刺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均收到暗杀警告信件。 22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马占山、苏炳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26日新疆发生第二次政变,盛世才控制了新疆政局。 7月1日吉鸿昌指挥抗日同盟军先后收复宝昌、沽源、克多伦。 6日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三路进攻抗日同盟军。 7日国民政府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川中各军悉归节制。 13日赣、粤等八省剿赤军联络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 18日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 23日蒋介石、汪兆铭及各军事将领在庐山集议第五次 “围剿”。 28日蒋介石、汪兆铭于庐山联名通电全国各省市各军政机关,除表示要调集大军,悉力“剿共”之外,指责冯玉祥“在察省一切举动,深为国危惧”,要求冯停止抗日同盟军活动。 31日冯玉祥通电全国答复蒋、汪28日通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其所谓 “抗命”“割据”“赤化” 等种种诬蔑。 8月3日冯玉祥在蒋介石派兵逼迫下,表示愿将察哈尔省政权交由中央派员接收。 10日国民党中委唐绍仪、萧佛成、陈济棠等自广州电中央党部,反对在宁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1日蒋介石电汪兆铭转国民党中政会,称鄂豫皖赣“剿共”军费,治标180万元,治本1500万元。 同日方振武、吉鸿昌部集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 27日南昌“剿匪”总司令部发布《整理保甲方案》。 9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联电蒋介石、汪兆铭,要求: (一) 停止召集国民党五全大会; (二) 公开厘定棉麦借款用席,必须用于生产事业; (三) 公布《塘沽协定》全案;(四) 维持察省抗日部队,停止中央部队前进压迫。 5日蒋介石召开牯岭谈话会,至7日结束。 19日国民政府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五省 “剿匪” 北路军前敌总指挥。 22日蒋介石由庐山到南昌,设“匪区”党务处,并于26日亲赴前方视察指挥。 28日国民党中常会以陈济棠、李宗仁等电请五全大会延期,决定五全大会展期至翌年11月召集,国民大会仍定为1935年3月召开。 30日世界反帝大同盟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宋庆龄等主持。 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师以上高级军事会议,提出第五次 “围剿” 的战略与战术要点。 3日国民政府任命顾祝同为赣粤湘鄂 “剿匪”军北路总司令。陈果夫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4日刘湘正式就任四川 “剿匪” 总司令。蒋介石以200万元经费,万余条枪和500万发子弹,支援刘湘对川陕苏区发动新围攻。 6日蒋介石南昌行营下令对根据地实施物资、邮电、交通封锁。 14日汪兆铭偕曾仲鸣、唐有壬赴庐山与蒋介石会商宋子文辞职及“剿共”军费、福建政局等问题。 17日蒋介石颁发进攻苏区行动纲要及 “围剿”计划。 18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华北各省主席于学忠、徐永昌、韩复榘、宋哲元等均出席。 21日林森离南京赴闽,谋劝阻蔡廷锴、蒋光鼐等酝酿之反蒋事变。 26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在瑞金秘密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29日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孙祥熙继任。 30日行政院下令扣留原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其罪名是“祸民酿变、擅自与俄订立商约”。 11月6日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抵北平,与黄郛、何应钦谈判长城各口控制权、平沈通车、关税、通邮等问题。 18日蒋介石电陈铭枢,期拉拢陈反共。 19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电桂省李宗仁、白崇禧,要求贯彻历来主张,及时响应发动反蒋事变,“一致动员,兴讨逆之师”。 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公布《人民权利宣言》及《人民政纲》 十八条。 同日国民党中政会为闽变通电各省市政府,称“决议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数日敉平”。 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 “永远开除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22日胡汉民、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复李济深、陈铭枢,称对其 “至所同情”,但又称其“宣言脱离中国国民党,废止青天白日旗”,“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是“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表示 “不忍苟同”。 12月2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颁发 “讨逆” 计划,以第二、第四两路军入闽讨伐。 7日国民党中常会派张继等以 “私人资格” 赴粤,敦促西南各中委到南京出席四中全会,“共商国是”,并说服粤桂支持中央对闽军事行动。 11日黄琪翔等宣告解散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第三党) 。 13日国民党中政会免去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职务。 15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宣言。 28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由张继报告赴港粤接洽经过。 ☚ 1932年 193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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