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的西方伦理学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西方伦理道德学说。在这个时期内，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伦理学说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经历了一个由进步到保守的发展过程。
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其伦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批判封建旧道德，为建立符合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新道德原则和新道德秩序做论证，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培根、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等人。他们继承了人道主义者的思想传统，从肯定人的自然权利及生活享受的合理性出发，对道德的起源、善和恶、利己与利他等一系列伦理学问题进行了探索。培根认为，善就是有利于人类，为社会的全体福利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善德的最高表现，他呼吁人们把利己心和利他心理智地结合起来，在为自己谋利益时，千万不能损害他人和社会。格老秀斯非常崇尚理性，他断言国家或社会是人类根据理性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权利起源于人类共有的和平愿望与要求，是正当的理性命令，判断一个人的行为道德与否，就看其是否与自然权利原则相符合。霍布斯则指出，人的本性是极端自私的，一切行为都是由自我保存的利已心所驱使，人生就是一个无限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历程。道德或正义就在于人们自觉地遵守社会契约，依据契约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得到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他的极端利已主义伦理思想遭到了封建卫道士柯德华和亨利·莫尔的坚决反对。虽然培根、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伦理学说具有不同的内容，但它们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道德要求。
在资产阶级最终夺取政权以后，为了使伦理学同资本主义新制度相适应，建立起一套符合现实生活需要的新道德体系，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围绕人的本性是利已还是利他这一中心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争论。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曼德维尔、沙甫慈伯利和休谟等。洛克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自然属性，道德上的善恶取决于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他主张以长远的快乐作为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过能预见到行为后果的理性生活。曼德维尔则指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一切欲望和行为都源于利己心，道德来自人类的自私自利本性。如果没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不仅不会有道德，连社会也不能存在。沙甫慈伯利第一次把“道德感”概念引入伦理学，认为人既有自爱的一面，又有仁爱的一面，道德和善就在于这两者的平衡与协调一致。情感是人类行为的动力，情感的意向则是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休谟指出，自私心是人的本性和行为的原动力，利他的道德则是人为的，同情是人性中一种强有力的原则，它能够控制人们的心灵、限制人们的利已心，使人们跳出狭隘自我的圈子，去关心他人和社会。可以看出，这些伦理思想家大都强调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或本性的一部分，这说明利己主义的原则是资产阶级新道德观的核心，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
18世纪下半叶英国进行的产业革命，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空前强大起来。但是，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还受到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巨大限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从道德上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为工业革命扫清道路的强烈愿望，也为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制定出一套比较完善的道德规范。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体系是由葛德文和边沁建立的，在穆勒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人的苦乐感觉当作道德的来源和判断善恶的基本标准，并力图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功利主义非常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实质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美化为人人可以获利、最大多数人可以得到最大幸福的完美社会，从而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立。正因为如此，功利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