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御製條問曰：‘聰明睿智’，生知之質也；‘寬裕温柔’以下四者，仁義禮智之德也。蓋仁義禮智之德雖是聖凡之所同得，而惟氣質純粹者為能盡之。故此章必以聰明睿智四字先立其綱，而其下即以四德之目條例之，以見其有如是之質，然後可以盡如是之性。此乃朱子之意而歷代諸儒之所宗也。然以經文究之，則自‘聰明睿智’至‘文理密察’皆是一例句法，而未見有此理彼氣之分；至於‘寬裕温柔’、‘發强剛毅’二句，則其辭意字義又似乎專言氣質，而非所以論本然之理者。反覆潛究，未得其解，欲與明理者詳辨焉。
臣對曰：此章首一句以生質之美言，下四者以所性之體言，以見有是質然後可以盡是性，則此可見章句之本旨。然而經文之只作一例句法不以理氣分言者，蓋以此章言至聖之德，則質與性雖有理與氣之不同，而皆可謂之德則一也。饒雙峯以聰明睿智為大德之小德，游廣平又以聰明睿智為聖之德，而以仁義禮智之德對言，則是皆有契於章句所謂‘五者之德’。而經文之一體立言者，亦可見專就德字上説也。至於‘寬裕温柔’、‘發强剛毅’二句，只就其本然之發見者言之，則雖似專言氣質，而重在本然一款，觀於下節‘溥博、時出’之訓便可推得。而先儒所謂‘此五者皆以發用言’者，其明理之論耶。
御製條問曰：語類有以‘睿智之智與禮智之智想是二樣’為問者，朱子曰‘便只是一個物事’[1]。此説極可疑。昔胡雲峯謂朱子之於四德皆有明釋，而獨智字未有明釋，遂取朱子所以釋‘致知’之知者以釋‘禮智’之智，而後之論者譏其認心為性。夫睿智之屬心，禮智之屬性，此乃皦然易見者，而朱子以為一個物事，則認心為性，豈獨為胡氏之過耶？且兩智字果若是無别，則經文之既言‘睿智’又言‘文理密察’者，何為其不厭煩複耶？
臣對曰：‘禮智’之智是衆人所同得，‘睿智’之智是聖人所獨有，而初非有兩樣智，祇是擴充得禮智之性，而乃可以為睿智，則睿智之智本自禮智中發出來。而朱子‘一個物事’之訓極為精切，其與夫引‘致知’釋‘禮智’而反歸於認心為性者，相去遠矣。豈可以睿智屬心、禮智屬性，而有疑於朱子之訓耶？兩個智字若是無别，而睿智以聖之質言，密察以智之德言，則又何煩複之有哉？
御製條問曰：聖人之道‘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此曰‘聲名洋溢乎（國中）〔中國〕’者，何也？前章言‘蚤有譽於天下’，至於此章又言‘聲名之洋溢’，似若以名之一字豔稱以示人，而用是為歆動之具者，然恐未若尚書所謂‘聲教訖于四海’之較為穩貼。此似可疑，欲聞其説。
臣對曰：上文所謂‘聰明睿智’、‘溥博淵泉’既以實德言，故此一節言功效，其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耳。蓋至聖之德廣大無外，天覆地載，無非吾實德之流動，而是名所及，即是德所及。則堯之所以‘光天之下’，周之所以至于‘海隅出日’，罔非所謂聲名之洋溢耳。然則聲名云者，是指其風教所及至化流動處言，而非以名之一字為豔稱之具。若夫前章之‘蚤有譽’，特因詩之言譽而承言之，則初非重在於一譽字。以臣管見，則似不必看了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