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經義問對
【題 解】
中庸經義問對作者柳匡天(一七三二—一七九九)，字君弼，號歸樂窩，本貫文化，生長於光州，少有才名，科舉合格，步入仕途後任户曹參議等，官至承旨。本書收録於歸樂窩集卷九御製經義問對，從朱子的立場出發闡明中庸五個條目的本旨：首章和二十一章的‘性’和‘教’，以朱子晚年的語類為根據，與朱子大全進行對比，並論述其差異；在‘戒懼’、‘慎獨’的修養問題上强調首先在涵養上下工夫，然後在省察上下工夫；以朱子注為根據解説‘中庸’、‘中和’學説，指出饒魯的中庸、中和分内外之説是‘頭上安頭，不成事理’，‘全失子思、朱子之旨’；十八章‘武王受命’，對‘武王受命’的三種解説進行討論分析；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學者多惑於知行之分，程朱的解釋多致疑晦，認同胡炳文的説法。(吴錫源)
首章天命之性，以性之本體言也；修道之教，以教者之事言也。二十一章自誠明之性，以聖人之性之言也；自明誠之教，以學者之由教言也。天人教學之分不啻較如。故朱子語録曰：‘“修道之教”一句，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之教”，非也。’是則當時人亦有兩解，而朱子已辨之矣。然以大全考之，其答吕伯恭書曰，修道之教，疑只與自明之教同，皆‘言由教而入者耳’。‘以失其性，故修而求復’，下文‘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修道之始終也’。朱子以‘疑’之一字答吕問，蓋有意焉。故後來諸儒皆遵語録，而獨王陽明偏主大全。兩説皆出於朱子，則學者當何適從？
以性之本體言之，而曰天命之性，此即‘上帝降衷’之理也；以教者之事言之，曰修道之教，此‘若有恒性’之義也。二十一章性與教字亦從首章推演説去，而但‘自明誠’一句既曰聖人之性，則這個性字已别於程子所謂一原，即一天字之性。而或問‘修道之教’，朱子云：‘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又曰：‘兩個字與首章性與教字不同。’是知修道之教，主教者之教也；自明誠之教，由教而入之教也。為字雖同，命意各異。而當時之人或有以修道之教捏合自明之教説作自修，此則語録書中辨之詳矣。至於答吕伯恭書曰‘修道之教，疑只與自明之教同，皆言由教而入’，‘疑’之一字，未定之案也。噫！大全初年之見，語録晩年之論，故諸儒皆遵語録之訓，而獨彼王陽明偏主大全，抑何故也？蓋其一生性癖，專攻朱子，憑藉未定之論，敢肆詆斥之習者也。豈可以陽明謬戾之言，有疑於初晩之説乎？
先言戒懼，次言慎獨，而涵養省察之分屬工夫，定論有之。省察之前必先涵養，然後根本田地方有下手受工之處，而無紛糾昏昧之病。此程子所謂‘涵養為格致之本’，朱子所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故大學只從格物做起’者也。乃饒雙峯以下諸儒，有‘初學之士自動處始工’之説。以至我東名儒，亦將大學章句中‘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句，作為學者最初下手之方。夫動静工夫初無間斷，而終須以静為本，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則何必待發而後察，察後存哉？涵養工夫在於未發之前，則‘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云者，果得如戒懼通動静之説，東儒有言之者。此為入道最切要處，欲知諸生之取舍。
主敬二字貫徹表裏，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工夫；已發之後，要須省察工夫。則先言戒懼而後言謹獨者，子思之旨已可見矣。一動一静，循環無端，雖非先後之可分，而以心之體用言之，則未發為體，已發為用，是已發在於未發之後也；以學之本末言之，則涵養為本，省察為末，是涵養在於省察之先也。未發已發分屬工夫，自有先後之别，而未發之前苟無涵養之工，將何以立其根基，澄清本源，以為窮格之資乎？故朱子解之曰：‘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此實先後分之定論。而饒雙峯所謂‘初學之士自動處始工’之説，自歸於差謬之見耳。今夫大學之無戒懼，以一部小學先為大學之根本，已有涵養成就之功，故只從格致做起者，此也。已發之幾，乃是人道心界分路頭，則初學下工最宜猛省處，此大學章句所以有‘因其發遂明’之訓。而後儒因此而作為學最初下手之論，如曰自動始工，則涵養未發當在何境，甚時節耶？是故朱子初年與張欽夫書未免小差，闕卻涵養一端，及其晩年幡然覺悟，乃以涵養之當先改注移書，眷眷致意，詳觀大全所録，可知用工之先後也。
饒魯中庸、中和分内外之説，我東先儒亦有辨之者。而若求中庸於大本達道之外，則真所謂頭上安頭，不成事理。致中和、踐中庸分得内外工夫，全失子思、朱子之旨，此所以不採於輯釋之中。而或云‘内外交養，互相滋益，饒説有見得實解之美’，此説亦有所據而然歟？
中庸之論既曰‘中也者大本、和也者達道’，而朱子曰‘中庸’之中兼包已發、未發這二義，則彼饒魯中庸、中和分内外之説，是果何為而發也？其曰‘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者，果在於戒懼慎獨、涵養性情之外乎？未發已發之功效，大本達道之極致，是謂中和。則分作内外之工者，語涉架疊，而是乃求中庸於大本達道之外也。輯釋中不採此説，蓋以其全失子思、朱子之本旨也。至於内外交養之工，亦豈外於主一之敬乎？不以敬字為交養之要法，而乃以中庸、中和分作内外之説者，終未見其有所據矣。
‘武王末受命’，章句曰：‘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通考曰：‘訓“末”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末受命而不暇及，周公乃成其志也。’以此言之，追王在成王之世、周公攝政時矣。然以金縢考之，其為武王册祝之辭曰‘若爾三王，是在丕子之責于天’，則此三王者即太王、王季、文王，而追王已在武王之世。且考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稱太王、王季，則此非周公之所得與矣。三説者同出於經，而若是矛盾，何也？
追王之禮創於周公之義起，夏商以前所無也。故中庸表以出之，而‘武王末受命’，即老來受命之義也。但曰‘末受命’，而不言周公居攝之事，則無或周公追王之事不在於成王之時，而在於武王末受命之時耶？武王老而受命，有志乎此等典禮，而周公贊成其事，則與金縢册祝‘若爾三王’之語自無矛盾之嫌矣。若夫成武之祀于周廟，已稱太王、王季，則終有可疑者。王氏以為‘禮成於周公，則追王不及，而稱先公以（正）〔王〕[1]，出於史官之追後潤删’，此言得之矣。不然，程朱注解豈無辨正之論乎？
‘尊德性、道問學’一節，讀者每惑於知行之分，而以章句之屬於存心與致知，又疑其漏卻力行，遂以力行歸之存心。胡炳文辨之，得矣。若以力行屬於致知，則亦矯過之失矣。然紛若聚訟，尚未一定，當如何曉得，可息諸説？
尊德性之屬於存心，道問學之屬於致知，不但朱子之注釋，程子亦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其知行之無分，多致後學之疑晦矣。陳氏所謂‘存心是力行工夫’者，大是差謬之疵。而又以下文‘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語觀之，尤驗其矯過之失。胡氏曰：‘致知工夫，〔其〕中卻自兼行而言’，‘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斯豈非辨得分曉處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