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 上】
七章。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首句答利國之問，故曰‘何必曰利’；末句釋仁義之利，故〔曰〕[1]‘亦有仁義’。蓋惠王之志專出於利己也，見賢之初即以利國詢之。孟子已知其切己然後方可警心，乃以‘不奪不饜’言其求利之害，又以仁義之道喻其君親之利必如此可和於義。蓋人性有五，而只舉仁義者，以其為大端也。仁為心之德，則性之所以為體也；義為事之宜，則情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生成。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是故全其心德以復性明理，則仁之體為至大；取其斷制以勝私去累，則義之用亦尤切。兼言‘仁義’以該體用之全，單提‘後君’更示功用之切，修齊治平，無有遺漏。而惜乎梁王之不復更問，以復天理之公也。
移民移粟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梁王雖行小惠，不知王道之為何物，欲民之分外加多，何以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宜孟子之以戰喻之。而‘不違農時’以下，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以下，王道之成也。制民之産，無有罪歲之心，則民將襁褓而至，雖欲不王，得乎？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春秋時，周室雖微，孔子每以尊周為本，列國少有僭違，輒舉義而峻斥之。獨孟子以王道勸齊梁之君，烏得免後世之疑也？程子特著其説，斷以‘天命之改與未改’者，極有深義。嗟夫！夫子之時，人皆知周室之當尊，是其於義猶可為主。而至七國時，天下已不能復知有周室，則人心可見矣，其義不得不勸諸侯以奬王道。而秦楚，蠻戎之國也。當時大勢，不入于楚則必入于秦。若令二國得志，則非天下之福也。是以獨惓惓於齊梁二君者，亦夫子東周之意也。文王、孔子守天下之經，武王、孟子達天下之權。温公及李泰伯之議不達而非之，程子所以舉義辨之，朱子亦以‘孔孟易地皆然’結之。此係大段義理，讀孟子者不可不先知此義。
‘觳觫’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五霸迭興，學士大夫亦不知王道矣。天下皆知霸業之可尚，桓文又其盛者。而此亦不詳，宣王心説其事，以孟子為賢者也，必應深知，故雖即舉問，既恐其不易知，又慮其不輕言，乃曰：‘可得聞乎？’孟子先絶其心，曰：‘聖門所不言，故我雖不聞，必欲言之而不止，則所可必行者，其王道乎？’宣王亦知其王政皆在於心也，揭此德字以問之。孟子以‘保民而王’先陳綱領。王自量其不敢當，故又問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是其有為之志也。見牛之時，良心已發，緣億釁鍾不容得已，則以所不見者易之。此其無所為而為者，亦可以遂明，故‘觳觫’之説誘其善心，又以‘以王為愛’激其心，‘不忍’二字許其已發之良心，體無限量，用無終極，苟推其極，何事不做？此亦不屑之誨也。王愍其民之不知本心也，平説其易羊之亶出於不忍，則其心方在於歉缺之中。此際引發之道尤宜激勸，故又以‘牛羊何擇’解其百姓之言。則自知其事之果然也，笑而自言曰：‘是誠何心？’蓋其不學也，雖不能以事逆志，至此又不知反求其心。更以仁術許之，曰：‘見牛未見其羊。’王之心釋然而誠服矣，即以‘戚戚’狀其心之深悦，又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為問。此時當盡其推類之戒，以副其良心，而不此之為，特以不用力、不用心言其不王之由。彼將疑晦於界境矣，復援其‘超海’、‘折枝’之‘不能’與‘不為’，則其心必有所覺悟也。始以自近及遠之道綱舉而納約，又以權度比之，請其心之先推，且將‘構怨’、‘快心’激之，是不忍於小不忍，而乃忍於大不忍。至是，王之心已露矣，反以‘求吾所大欲’微發其端，此真霸業之欲取者也。乃以‘肥甘’、‘輕煖’等説先逆其志，則斷之曰：‘否。吾不為是。’然則‘莅中國’、‘撫四夷’之心透露無餘，第不知反有甚於緣木求魚也，鄒楚相戰豈不瞭然目前乎？以一服八，非惟不成，必將有後患。而發政施仁，雖知其可行，自量其心有不可以承當，故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然亦知其不可非也，‘明以教我’之説實延拖塞責之意也。先言制民産，繼陳其法，結之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甚，終不能悟，宜章句之切嘆而惜之也。總而言之，與宣王問答凡十四章，而未有若此之委曲昭的，洞見心肺而藥之也，或闔或闢，變化抑揚，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此豈門人所能模象而傳神者乎？以此益知其此書之自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