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第二】
何以見得衆星之拱？如朱子説，置一個射糖盤子，用力斡旋不休，則凡盤中之物，大小遠近莫不推轉内向，至中央樁子而後止。蓋緣盤之旋轉，外面漸急，内面漸緩，至中心緩極而不動。盤中之物亦莫不一邊急而一邊緩，漸推向緩處走，其勢然也。衆星在天，各守躔度，雖不移動，其一意内向，據此可知。‘為政以德’，何異於是？
所守者只一個德，則简矣。所處者斂藏於方寸之内，則静矣。所務者不出於身心之外，則寡矣。解范氏注。
詩凡三百十一篇，朱子謂笙詩有音無詩。既曰無詩，豈在於一言所蔽之中？況此六篇是毛氏所增，商頌亦非周詩，孔子時恐不數在三百之中也，故孔子云然。及孔子附商頌五篇於末，故至司馬遷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馬遷時，笙詩猶未附也。然則，三百十一篇，毛氏為之也。退之詩云‘周詩三百篇’，除笙詩六篇及商頌五篇而言也。其言亦有理，别有詳著。
‘思無邪’者，非聖人論詩之言也。本詩之文，以詩蔽詩，聖人之所斷如此。夫鄭衛之詩多淫邪之言，則不可謂其言無邪，特使之懲創者之意無邪耳。然則‘思無邪’一句，可以蔽懲創者之心，而彼淫邪之言則依舊不為其所蔽矣。今有三人行，一善一惡，則善惡皆可師也。以師之者言，都是我進善之階，一‘善’字可以蔽之。若謂善者蔽惡，則奚可哉？三百篇之中，惡者只有淫奔之詩。如欲人之懲創也，則天下之惡固多，何故獨取奔女之語，而其他皆在所删也？今詩之言譏剌惡誹固亦不少，國之失政、人之敗德，靡不論説，獨不見一言有不善者所自作。以此推之，鄭衛之風疑亦出於譏剌之美風，非敗俗亂倫之言也。若但曰存而戒之，則當時所删者何詩？天下之詩，不善則惡而已，不知更有何等詩不得厠於惡詩存戒之科，而獨去不取耶？余讀離騷，至‘美人、黄昏’之語，恰與简兮‘榛、苓’之意相符。等是詩人託物之喻，而實非男女相悦之辭，則亦安知鄭衛所編，不有此類者間之耶？昔者漢有宰相，人有問梟食母。答曰：‘但聞烏反哺。’聞者慚愧。此古今之傳為美談者也。彼淫醜之辭獨可表章而不泯也哉？别有備論，當考。
聖人，人也，人則必有階級漸進。幼而稚蒙，聖人亦有之；老而衰耗，聖人亦有之。自幼至老，其間豈無循序等差乎？若曰才免稚蒙，便是豁然，無可更進，至老又忽地衰耗，則不可也。比若涇濁渭清，器中置涇一斗水，初間立澄，歷十二時而塵滓浄盡。又置渭一斗水，初間與彼塵滓浄盡者比，然歷十二時，必益向澄去。其分數輕重，隨時各異，不可道渭清終是無變也。聖人之言，莫非自道也。
能之為言，難之之辭。如人之養犬馬，其可謂能養乎？此於文勢恐有不然。且人問事親，卻以飼犬馬為喻，亦涉迫切也。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語意與此恰相似。蓋雖犬馬亦能養其子，若但以飲食為養，卻與之無别云爾。姑識所疑。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十三字，恐只是後生事尊丈之禮，又或是古語而夫子引之也。‘弟子、先生’不必是師弟之謂，古人於後生、尊丈稱之如此，傳記所見可證。此謂人之事父母與凡弟子之事先生者有異，何可以此為孝？姑識所疑。
温，中庸章句作‘燖温’之‘温’。按春秋‘尋盟’，子貢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温也’，‘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與燖義同’。此温故之義也。温之之道，亦不過‘尋繹’之尋，亦當與‘燖温’之尋帖看。若但作‘推究’義，則新亦可温矣。
迷而難進，强而無味，怠而中廢，皆昏無得之謂也。知或不真，行必多窒，守則難久，此危不安之謂也。
以小學，則學先於思。以大學，則思先於學。
異端，如楊墨之類。孟子時，其禍如許，則夫子時，必有其兆矣。楊疑於義，墨疑於仁，故學者多欲去治而精之。然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其流之弊，將至於無君無父。故聖人早知而預戒之，故集注云‘為害甚矣’。‘已’者，甚辭也。
程子曰：‘異端之説，雖（異）〔小〕[1]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此條可詳。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故孝者所以事親，慈者所以御衆，家齊於上而效捷於下。推孝事君，民必效之；推慈使衆，民必悦之，所以為勸忠也。不曰敬上恤下，而以孝慈為言，所以深探其本。集注云‘慈於衆’，即恤下之謂也。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曰至理在彼。
乘載在車，牽動在牛馬，其要都在轅端。
輗、軏皆轅端之名。大車用直，小車用曲。不曲，則轅高而輪低，不合於坐乘。若任載者，何必然？用曲或妨於牢固矣。上言横木者，横其木也；下言衡者，即横木之名，承上而省文也。鉤衡者，以軏持衡也，牛車縛軛，亦取其固。字書云：‘耕者以曲木加於牛項[2]謂之軛。’項，頷下也。意者以衡駕在牛項，又以曲木加于項上而縛於衡也。六書云‘輗乃持衡者，大車載重歧衡’，‘與小車不同’。所謂歧衡，似指轅端與衡相接處也。今之大車，必兩端而加衡，所謂歧衡也。
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號，異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别（也），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3]’概與此章之旨合。蓋所損益本有許多，馬氏約而言文質三統，舉重而見輕也。按，漢書董子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故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也。太史公高祖贊云：‘夏之政（尚）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4]若循環，終而復始。’春秋元命苞及班氏白虎通，其説皆如此。但元命苞以‘僿’為‘蕩’，白虎通以‘僿’為‘薄’。繼之云‘人道主忠’，故忠為人教；‘地道謙卑’，故敬為地教。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貌，故失薄。是謂三教，更無所謂‘殷尚質’者。按，表記云：夏道‘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弊，憃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弊，蕩而不静，勝而無恥’；周人‘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弊，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此亦與彼數説略相似也。蘇氏古史引傳之言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曰）〔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際）〔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其當時，莫不自（以）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5]此説頗有理，而與循環窮復之義不合，又不知其所謂傳者何所指也。伊川春秋傳序亦曰‘忠質文之更尚’，皆未有所考。白虎通又引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天質地文，周反統天，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檀弓疏亦引三正記之説如此，因以釋之曰：‘質法天，文法地，〔周文法地〕[6]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表記云，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疏云：‘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此云然者，夏家雖文，比殷周之文猶質（也）;殷家雖質，比虞夏[7]之質猶文（也）。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也）。’其説雖未必盡信，要之，馬氏所謂‘文質三統’者，其意不過如斯，故不及於忠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二者之外，忠無所當。若曰文之弊不可不救，則損其文而歸於質樸而已，夫豈更有可尚之忠哉？有物於此，不雕不飾，質之極矣。待其雕飾，文而已矣。斲雕去飾，又反於質而已矣。恐未有姑舍質而尚忠，待忠之有弊，然後方歸於質之理也。愚以為夏之尚忠，質之極也。殷之尚敬，去質而稍文。在夏漸文，在周猶質，至周文弊而後復歸於忠，所以為循環也。以三代之更尚言，則忠敬文。只以對勘者言，則文質而已。而忠敬文者，初不外於質文也。從周而觀，夏殷皆質也；從夏而觀，殷周皆文也。蘇氏有見乎質之漸文，而猶未及乎質上無忠，舉質而諱敬，其説恐不得為通論也。考之史傳既如彼，求之理義又如此。然程朱之説似亦有考信，姑識所疑，以待後考。
‘三正’，詳見孟子。
據二典及大戴記唐虞皆建寅。據索隱等書，黄帝亦建寅也。子曰‘行夏之時’，此與‘輅、冕’等並舉，則非因繼周之建子，故然也。即擇於三者之中，以建寅為善也。然則‘三正’逮建，既往之事，而以聖繼聖，當不在損益矣。
此必為徼福避禍者發。如季氏旅於泰山，則諂也。冉有知其非而不能救，則無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