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説辨】
三綱領中‘新民’，新字，王陽明從舊本親字為是。此蓋不顧文字之體、義理之實，惟以立異朱子為務，其心誠可惡也。以義理之實言，則綱領三言承上文‘大學’字而言，三者皆學之道也。‘親民’云者，果當於學字之意乎？新者，教之謂也；親者，養之意也。君子臨民之道固不出教養二事，而就二事而論輕重，則教者必能養，而養者未必教也。故三代以上，治民者以教為重，而民得其養；漢唐以下，治民者雖或能養，而教則無聞。然則以教該養可以，養包教則不能矣。以文字之體言，則釋綱領三傳，每節必出綱領本字。若‘親民’為是，則釋‘新民’之傳一不概見親字，何也？‘新民’傳首言‘自新’，自新為新民之本，則可謂親民之本者，其説果襯乎？‘作新民’一句正説新民之事，則以‘作’釋‘新’可，以之釋‘親’，果當乎？下文傳之釋齊家、治國，是説新民條目，而亦以教為言，教字意於新字當乎，於親字當乎？‘平天下’章言絜矩，似於親字意為當，而承上既教者而言，則又推之於養以盡新民之事者，此於新字意又豈無所當乎？以此推之，則‘親’之為‘新’，決然無疑，而彼欲立異以為高者，獨何心哉？
陽明訓‘格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是皆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為一事，而一格其物，三者皆在其中矣。果如是，則聖人當初只説格物一句可盡矣，何故復説致知、誠意、正心，而又必曰‘欲如此者先如此、如此而後如此’云耶？又曰：‘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又以致知為格物之事，而格物為致知之成功矣。果如是，則聖人之言當曰‘格物在致知’而‘知至而後物格’，不當説‘致知在格物’而‘物格而後知至’也。以其言質之聖言，其合與不合，童子之所可辨也。而其為言乃如此，則是其心不獨無朱子，實不有孔子也。人而不有聖人，則又何説也？而其必猶託聖人之言而為説者，抑何為哉？又其以良知天理者，此實佛氏認覺為性之見也。經傳所謂知止、知先後、知本、知美、知惡，皆良知也，而止也、先後也、本也、美惡也，皆理之所在，則以知知理可，以理知理，果有是理乎？蓋良知者，人心靈覺之妙用也；天理者，人性渾然之本體也。二者雖不相離，亦不相混。而人心有覺，道體無為，故天理不能自發，而必因知覺而發見。即乎良知上見得天理之用則可，而直以良知天理則不可。二者之辨雖在毫釐之間，而儒釋之分實在於此。彼陽明者所見極處乃在知覺，而不知上面更有天理，則雖自謂非釋也，人孰信之哉？
陽明又天知行合一之論。知行果為一事，則知之便行，不復有著力去做之功矣。然則大學八條目，除格物、致知外，只當曰‘意誠、心正、身修’，而不當復云‘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然而格物、致知後猶復曰‘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云，則‘誠其、正其、修其’云者，無非著力去做之意也。知行果為一事乎？
王魯齋以為大學‘格致’傳本不亡失，而在經文中，以‘知止’、‘本末’二節歸於‘聽訟’之上，以充‘格致’之傳。此蓋於經文中自有經傳之意，及傳文所釋亦因經文次第者，未有所見也。文義粗處尚無所見，而遽欲論其義理之精蕴，不亦謬乎？格物、致知雖是一時事，語其分，則格物、物格在物，致知、知至在吾，二者亦不可混。未知此三節中何者為格物而何者天致知，何者天物格而何者天知至乎？格物、致知乃大學最初下手切要工夫，其説豈容如是之模糊乎？朱夫子釋經，折衷羣言，無復餘憾，平生精力又盡在此書，則豈有一字可議？彼陽明者，懷邪醜正，固無足貴，魯齋鴻儒猶如此，良可怪嘆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