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放宽搞活农村经济政策，深化农村改革

政策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省政府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左”的思想影响，早在1979年元月就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对社队搞一平二调；减轻农民负担，全省征、购、超任务三年不变；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不搞瞎指挥；社员多劳多得，多产可以多吃；允许和保障社员的“小自由”；作业组可以实行联系产量的“三定一奖”制度等符合甘肃农村实际，受农民群众欢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1979年8月，全省地、县委书记真理标准学习班以后，划组作业，联产计酬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了进一步发展。1980年3、4月间，中央领导提出，甘肃等几个困难较大的省要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困难的和分散的山区，“索性”搞包产到户。到1980年底，全省生产队已由1978年底的88 500多个，调整为112 000个。实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总数97.6%，其中包产到户的占总数63.5%。到1981年6月，全省农村111 622个基本核算单位，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农区实行“双包”责任制的队占农区生产队的92.1%，牧区实行包干到户的队占牧区生产队的91.65%。至此，全省农牧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基本确立。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从1979年起，国家较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村集市，鼓励农民走向市场，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促进了农业生产。但1985年以后，工农业产品比价剪刀差又趋向扩大，农民从价格上升中得到的好处，不但丧失殆尽，而且出现了亏损。据测算，1986—1990年，每个农民从价格上升中收益195.4元，从价格上升增加的支出230.7元，净损失34.3元。从而出现农民不愿务农，种粮报酬越来越少的局面，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