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跃进”与三年调整时期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商业战线也有很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下一步的任务是限制商品交换，为消灭商品经济创造条件”，“以个人产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市贸易同社会主义经济已经不相适应”等的认识指导下，出现了一些偏差的做法；
(1)大量撤并商业网点。如武进县，1956年全县商业网点有4 598个，1959年只有2 220个，“大跃进”时期下降了一半以上。宜兴县和桥镇被抽调的商店领导骨干和青壮年职工占商业人员总数的30%以上，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
(2) 实行盲目的 “以产定销”。在 “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思想指导下，对于工业产品不论数量多少、质量好坏、价格高低、是否适销、有无协议，商业部门统统收购下来，许多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商品甚至根本无用的东西涌进了城乡商业部门的仓库。1961年全省商业厅和供销社系统通过 “三清”(清商品、清财产、清账目)清理出冷背呆滞、质次价高、残损变质、不配套、无下落等有问题商品和财产达2.59亿元。
(3)全民所有制商业包揽一切。1958年，从省到市、县的商业部门和所属国营商业企业实行 “政企合一”的体制，供销社由集体所有制升级过渡为全民所有制，并将外贸、供销社与国营商业合并，城乡大部分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也合并过渡为国营企业。如江阴县当时有1932户公私合营商店转为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个体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全省城乡个体经济零售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1956年的4.8%降为1958年的1.5%。
“大跃进”时期，工业化建设的过快过急，农业上的“一大二公”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经济结构失调、粮食严重不足、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党和政府开始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在农村实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经济管理体制，恢复集市贸易，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农村市场和流通又有所恢复和发展。
1959年9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 《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对完成交售任务之后的剩余农副产品允许进行集市交易。1960年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明确自留地政策长期不变，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组织集市贸易。1961年1月，江苏省委批转了商业厅党组关于开展农村集市贸易的请示报告，各地陆续开放了集市贸易。农村集市贸易趋向活跃，各地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规模有所扩大。集市上还一度出现了一些长途贩运农副产品、工业品和买卖无价证券的现象。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必要补充，要正确发挥其作用。1963年3月，中央发出 《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全省集市贸易又有所收缩。1964年12月，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 《关于配合“四清”、“五反”运动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全省上下进一步加强了经常性的市场管理指导，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据统计，1963年全省集市2 516个，成交额5. 1亿元，1964年集市2 456个，成交额为3. 3亿元。
1962年3月，江苏省供销合作社正式恢复，各地供销社组织农村生产队和社员将多余农副产品拿到市场出售，省供销社会同工商部门共同举办集市贸易，组织了商品交流。1963年5月召开了第二次三类物资交流会，成交额达781万元，其中土产、干鲜果、猪、鱼、禽、蛋等达488万元。1964年9月召开了第三次三类物资交流会，成交额达2 303万元。1965年10月在镇江召开第四次交流会，成交额达4 893万元。同时，省供销社于1963年7月成立信托贸易公司，各市、县也相继成立信托贸易公司或贸易货栈，开展信托业务，恢复并发展了传统贸易货栈形式。这一年全省供销社系统的信托、贸易货栈的业务有所扩大，允许经营议购议销二类和三类商品，其交易额约占总交易额的20%左右。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市场商品供应增加，市场议价和国家牌价差距缩小，除少数品种外，已基本接近，各级供销社根据全国总社通知精神相继撤销贸易货栈，基层供销社交易所也不再搞自营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