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 下】
【一 章】 至於此極[為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下文放此。
禮，君前不諱臣名。孟子對王稱莊子，則其必國之尊師者也。然而必以疑來質，禮恭而言遜，孟子之見重於諸侯，而暴亦可人也歟？後之自用忌嫉者知媿矣。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自是天下之同情。汎而言之，孰不曰然哉？然殆無一人及此，何哉？欲有所難克，故力有所未足。力有所未足，故愛有所不徧。推恩則分一己之樂以及兆民而有餘，從欲則卷兆民之財以奉一己而不足。惟不足，故思所以足之。與衆豈若與少樂，與人豈若獨樂哉？始也漸漬，而不覺終也。習固而難改，此人欲長而天理消也。孟子以擴天理遏人欲為要，故誥諸王以開天理之端。王於是乎以色則變，以辭則曰‘非能也’，此羞惡之端發也。孟子遂因其端而擴之，以明獨樂之不若與人，與少樂之不若與衆，此天理長而人欲消也。然使之知者孟子，而行之則在王。天理旋擴而旋消，人欲既遏而復長，孟子終未如之何也已。
宋陳善捫虱新話以樂字皆音‘洛’，與‘雪宫’章比同之。此説極有理也。獨不見復有田獵之不干於樂耶？鐘鼓田獵，即王悦樂之事，故舉二者以實之。言悦樂則二者舉之，言禮樂之樂則田獵不能包之矣，於此尤驗其非禮樂之樂也。其曰‘先王、俗之樂’，奈何詩曰‘好樂無荒’？先王之樂不過如此，世俗反是。
【二 章】
朱子曰：‘孟子此説，〔其意亦只〕主在風齊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1]’愚按：此説盡之矣。今集注云：‘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歟？’其若指為真有是者，大全中不可不補此一條，以著後定之意也。且念文王之三分有二者，天下歸之而已，在文王則依舊是一西伯也，豈合據天下之歸而先大其苑囿至此乎？南軒謂‘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此説甚當。若曰君之苑囿當有厲禁，則抑有未詳。孟子分明説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禁。至周官，則設川澤虞之職，掌其厲禁。然則文王之治自是一事，周官之法自是一事，恐不可以此證彼也。陳氏埴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此説儘明白。
【三 章】
朱子曰：‘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此於句踐心迹恐未親切也。又曰：‘細分之，則太王、句踐意思自不同。’更覺精密。
‘事大’字、‘小’字出左傳昭公三十年。
孟子引書之語多與本文不合。饒氏謂‘古人之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説不是。孟子歷聘諸侯，以先王之道為（本）〔木〕[2]鐸，夫豈不見真迹，輕以道聽之説傳誦於諸侯乎？僞書之行，白魚、火烏之誣，學者多不能辨議者，猶或非之，況當時誓誥文字寧或有贋作之傳，而孟子受欺歟？詩書等耳，其言詩處亦多，其有一句不合乎？不特孟子為然，春秋傳、禮記、荀子諸書中所引舉者皆異同，是必有其故矣。孟子之引書凡數十處，多檃括言之，於第三卷下篇五章之例可見。至如此章及第七卷下篇四章者，意義懸别，必有錯誤，不可掩也。此兩條皆泰誓文，泰誓者，初非伏生口傳，自武帝以來，已為僞書所亂。及孔安國隸古定出，則宜無待於他本，而乃云‘至齊明帝時，得於大航頭’，何哉？孔壁所藏，出於景武之間，猶云錯亂磨滅，不可復知，又經五百年之後者反復明瑩可辨歟？書中諸篇固多與雜出者不合，而惟泰誓為尤甚，故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疑之。愚謂此不須疑也。泰誓者，本末無徵，破綻有迹，不可準信，則其取舍自有所歸。其兩書語意不相背者，姑兩信無妨。若所指丁寧不合者，宜以孟子為定。朱子曰：‘豈〔有〕百千年前人説底（議）〔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3]’‘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此訓不可易也。嘗有所論著，於此不復詳焉。
【四 章】
此章之旨，集注與輔氏、胡氏之説皆覺未分曉。竊意‘賢者’二字與梁王所謂‘賢者’無異。孟子之對只曰‘有’，其下不畢説而言他。‘樂民之樂’一節，始乃其答辭也，又其下晏子之言亦相照應。若如注説，則所問者乃人臣之事，所答者皆人君之政，殊不親切也。設若以‘樂民之樂’一節移屬於‘對曰有’之下，則更覺明快。蓋既對曰‘有’，因反其辭曰‘人不得則非其上’，其下始又兩下分釋之，而實承末二句而言。故先以‘不得而非其上’一節釋‘人不得’以下八字，次以‘樂民之樂’一節釋‘有’之一字。這八字與那一字既相反，故其釋之之兩節又正相反。‘不得而非其上’一句與‘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二句相反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一句與‘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二句相反也。然則此章與對梁王者首尾一致，‘樂民之樂’一節與‘賢者而後樂’此一句相類，‘人不得’以下三十字與‘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九字相類，‘善哉問也’一節與文王詩相類，‘今也不然’一節與湯誓相類，如此看則文勢便無窒礙矣。然朱子既云然，輔氏、胡氏之説又如此，未知如何。
竊觀集注之意，以為‘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云，則王問辭中其必有‘與賢者共之’之意也。如是問，而孟子只答曰‘有’，則有者，非人皆有此樂之意可知。蓋齊王誇己之樂而即問云云者，其意若曰‘賢者其肯與己共之乎’云爾也。孟子對以‘有’者，若曰‘賢者其肯與王共此樂者也’。因勸王之與百姓同樂，欲舉同樂之義而先言不同樂之害，曰‘人不得則非其上’。集注則只釋‘人不得’以下，而未嘗及於‘有’之一字，欲言‘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則必也先言‘能與民同，則人皆有此樂’，然後其義始明也。孟子既不斥‘賢者共之’之意，而繼有‘人不得’云云，則不可不復以‘明人君’以下帖解其餘意也。輔氏謂‘人皆有此樂’以上釋‘有’之一字，未知一有字果包‘與民同樂’之意否？若如此説，則集注所謂‘賢者共之’之義，從何説得出也？然則朱子何以知有‘賢者共之’之義也？朱子解經必上下符應，關鎻得甚密。自第四節至八節為‘與民同樂’之援證，惟末一節‘君臣相悦’等語始明夫賢者共樂之道，如此遂乃結之曰‘畜君者，好君也’，其諷切也深矣。齊王之意初不在於與民同樂，而顯有與賢者共之之意，其實賢者豈肯與獨樂之君共之哉！孟子不斥其心而只答其語，末乃致意丁寧，則其‘與民同樂，然後賢者始肯與共之’之義較然明矣。按劉向説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焉〔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4]’蓋謂若田獵疑若無益，而以有道之君則無非合行之事也。以此看‘無非事者’一句，甚明。
‘今也不然’以下十句與‘夏諺’六句文體相似，皆隔句押韻，句必四字，似非後人之鋪説，又與晏子上下語體法不同。又‘流連荒亡’訓解一節，似非晏子自語而自解者。又‘諸侯’字與上節‘諸侯’相帖，又‘惟君所行’云者，如‘擇、斯’二者之意，豈以當今國中見行之弊與先王之政並舉，而使其君居一也乎？竊謂‘夏諺’者，非夏之方治之世所作，乃夏德衰而民苦殘虐，思先王而述其績，仍及于今者也。如書之五子之歌，怨太康之‘盤遊無度’，遂先述皇祖凛乎臨民之政，而仍及太康之‘荒墜厥緒’也。故‘今也不然’一節當帖上文，並作‘夏諺’看可也。上六句如詩人‘夏屋渠渠’之義，下十句如詩人‘不承權輿’之義，‘從流下’以下方是晏子語，如此則其文體、語勢、事理、訓解皆得順便也。且其文體與五子之歌恰相似，而語意亦同，其必太康之世，五子歌于上，而遺民諺于下者歟？按五子之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飲[5]，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推此觀之，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固是大禹之所命戒，而傳為夏世之訓典也。其民亦知先王訓命之如此，而怨其君之不能遵述，故特著之於歌諺之中，如五子之歌之意。然則‘方命’者，即指逆先王之命，仍説所以方命之故。曰‘流連荒亡’等事，實先王之命戒者，而今乃逆之如此云爾也。其‘諸侯’二字，如上節‘諸侯’，自無異旨矣。又按易訟九四程傳曰‘失正理為方命’，又引孟子此句為證，當考。
陸筠翼孟:樂酒，若‘樂山、樂水’樂。○君虚民困，則上下阻溺而讒舌交興。
‘流’从水，水自就下，故下者謂之流；‘連’从車，車須待挽而行，故上者謂之連。言遵水泝洄而轉深，以比淫樂之甚也，始也不覺而流，終也恣情而連，則連之害過於流也。荒，不治而廢也；亡，廢而至於無有，則亡又甚於荒也。流連以心，言心蕩而忘返，故曰‘樂’；荒亡以身，言身逸而無厭，故曰‘行’。惟其有此樂，故則有此行也。此蓋古語，故晏子釋而告君。書曰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弗〕返’，從獸忘返，即其實事。
儀禮聘禮:使者既受命，則曰‘遂行，舍於郊’。注：‘於此脱舍衣服，乃即道也。’疏：‘遂行，受命則行，不留停。’‘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脱舍朝服，服深衣而行也。’其反也，則亦曰‘遂行，舍于郊’。注：‘始發且宿近郊也。’景公之‘出舍於郊’，恐亦此意也。景公始問先王之觀，而晏子〔以〕[6]古者遊豫、補助之事對，故公於是聞則大悦，不停留而行，故曰‘出舍於郊’，始興發之也。鄭注以‘舍’為脱舍衣服之義，則雖未知其必然，然其便行不留，則經文可驗也。
玉藻:‘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疏引樂記云：‘角為民，徵為事，右是動作之方也。’此蓋為民為事，故為徵角之樂也。
【五 章】
孟子勸齊王勿毁明堂，或為勸行天子之事，竊以為疑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非止有救人於水火之誠心，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方能彰信兆民。自‘非止’以下，朱子語。若於其身親犯僭竊之辜，而曰‘我急於救民也’，則此霸者之所以欺詐天下而得辜於聖門也。是故有意於服人者，伯者之假仁也；無意於服人者，王者之行仁也。自古論王伯心迹，亦未有如孟子之深切著明，何孟子他日尊王賤伯之辨即與此不相似也？孟子以來，惟漢有董子者為最純，其言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程朱子所以表章而為王道之宗法。故曰：‘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是以齊桓之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而聖門五尺亦羞稱焉，豈不以其初既假，故終亦非其有也乎？當時宗周之國雖曰天命之已去，王者一日未興，則猶是一日天子也。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乃以不告王，私與爵為喻。夫周之衰一也，燕與齊均也，以其爵為周之爵而不告，則為僭。誠以世無天吏，君臣之分依舊係於周也，何可曰‘勿毁之，將行天子事於此也’？竊謂王政只是先王之政也，明堂，先王頒政之堂也。欲行先王之政，則不可毁先王之堂也。孟子之意不過曰‘先王雖遠，獨其迹巋然。如欲復行其遺政，不可先泯其迹’云爾。蓋先王之世，天下同軌，功澤所及，莫非王政，在方伯則方伯行王政，在連帥則連帥行王政。所謂王政亦不過下章‘九一’、‘世禄’之類是也，此天下民牧人人得以行者，而未曾涉乎僭。孔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為民牧者，亦當非先王之仁政則不敢行也。孟子之時，王道不行，有其迹而無其實。然天子之堂固非諸侯之所敢擅毁，勸之勿毁，實如存羊之義。周之不頒朔亦久矣，然而存之，豈不謂告朔王政也？或幾因此而為之兆耶？齊之明堂奚異於此？大戴禮明堂注曰：‘於明堂中，施十二月之令。’五經釋例曰：‘告朔、行政謂之明堂。’概見其義之同也。是故既勸其勿毁，又以文王之政明之。文王率商之叛國而朝之，其所行則王政，行其可行者而已。未聞文王將欲身為王者，而先行此政也。使文王邈然無心於天下，則不行此政可乎？令孟子先計功利，姑勸勿毁，先以天子事自期而為窺覦之所，則反不若毁之而絶其奸萌之為愈也。不然，只是説而利之也，宋牼之號安在其不可乎？故諸侯之僭，不特夫子之所惡，孟子亦不取。王者之興，不特孟子之所勸，孔子亦將不禁。有能行先王之政，為朝覲訟獄之所歸，其王天下即在天下，齊亦可也，梁亦可也，聖人又何心而惡之？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伏羲、舜、文之瑞，夫子尚庶幾有待，何獨禁諸侯之行王政乎？愚故曰：前後聖非二揆也，然壞亂日甚，緩急殊勢，孟子於時君廉角稍露，有不可概而一之，惟在善讀者默會焉耳。
大戴明堂篇曰：‘明堂者，古有之。’注引淮南子云，神農之世，‘祀于明堂’。然則明堂或起於神農之世矣。神農都曲阜曲阜周公所封之地，距泰山不遠。齊之明堂安知非神農之所創，而歷代修舉不廢耶？泰山為五岳之宗，故[7]岱宗。公羊子曰：‘觸石而（起）〔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8]’是以舜受命，首至岱宗而柴，柴者，祀上帝也。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又有周公祀泰山之文，則舜之柴、周公之宗祀恐是同一神農之遺典，而明堂之在泰山亦可以旁證矣。
欲有大小，大者關其心，小者為之不覺。孟子始見宣王宣王方求其所大欲，於肥甘、采色、聲音、便嬖四者之欲，便自謂‘不為是也’。及孟子喻而釋之，則又自言有‘好貨、好色’之疾。‘貨、色’不過向所謂四者之欲也，安在其‘不為是’乎？蓋宣王不復敢以所大欲詰孟子，而‘貨、色’之疾於是乎自見。前章之言，欲已固而有覬人助遂之志；此章之言，疾已覺而有望人下藥之志。孟子遏欲擴理之功殆其庶幾，而惜乎宣王之悦從而不改繹也。至後來‘顧左右而言他’，則便復有護疾忌醫之心。噫！其欲終不可遏而理終不可擴也。
集注：‘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蓋公劉、太王，天理之公也；‘好貨、好色’，人欲之私也。孟子乃以公劉、太王為‘好貨、好色’之證，是似曲學也；不斥之而反若導之者然，是似阿世。然當時人欲肆行，天理牿而亡矣，法語正論不足以概時君之心，惟在使人識其端而推廣之，故不易‘貨色’之轍，而俾令‘與百姓同之’。若不‘以身體之’，則頗似疏脱，必須脚踏其地，矯揉體驗，然後方知其縝密也。彼與百姓同之者，豈欲循人欲之所能辨乎？思之於心，驗之於身，其端必見。既識其端，則‘好貨、好色’之欲寢可以克矣，公劉、太王之事寢可以復矣，故曰‘克己復禮之端’也。夫所謂‘曲學阿世’者，傅會經義，逢迎其君，以身體之則人欲益長，天理益消，豈復有克復之端哉！凡諫之道有五義：孟子之於時君，以譎諫者三，‘梃刃、託妻、失伍’之類是也；以戇諫者二，‘手足犬馬、貴戚異姓’之類是也；以直諫者五，‘征利、伐燕、為穽、世臣、上慢殘下’之類是也；以諷諫者八，‘臺池、鐘鼓、釁鐘、巨室、遊觀、去邠、好勇、好貨好色’之類是也。孟子位在賓師之尊，嚴其道，故惟不用降諫，引物借事，使人易喻，其精彩多在諷諫。孔子曰：‘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孟子有是夫！
【七 章】
‘不得已’者，勉强為之也。凡進賢，絶不妄意自用，必百分慎重，然後方使之‘逾尊、逾戚’，其迹如勉强為之者也。然既察其賢，則誠信而用之，豈真有是勉强哉？謹之至，費了許多商量，若勉强為之者也，故曰‘如不得已’。下文再‘未可’，即‘如不得已’之迹也。此章恐是有為而發，當其時，必有昨日進而今日亡之，其所以亡則又必由刑殺之不中致之也。孟子嘗曰：‘無（故）〔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故）〔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本欲以此喻告于王，故先以許多言提起張本，至第五節始舉時政之失，特以‘國人殺之’一句結之，以致丁寧之意。孟子平日語法本皆類此，愚故曰‘國人殺之’一節乃此章之要旨也。陳氏謂因用舍而及刑殺，敷衍而明其意，恐未然也。自‘日進’至‘未然’，乃章下之筆。
用人則‘人皆曰賢’，而猶‘未可’也，未可者，有慎重不敢輕之意。雖未見其賢之實，然又不拒之，訑訑而待其自察。至於‘去人、殺人’也，則‘人皆曰不可’，‘人皆曰可殺’，而輒‘勿聽’也。勿聽者，乃斷然不撓之意，或未及見其‘可去、可殺’之實，則姑不聽納而待其自察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片語之間曉人之至如此。嗚呼！刑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先王設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惟恐人之或冤。為人辟者，奈何不監！
【八 章】
‘賊仁、賊義’則同，而有‘殘、賊’之異名，何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則仁也；推近及遠，各有等殺，則義也。合而言之，莫非仁也；分而言之，有二者之别。故曰：仁孰為大？‘親親為大’；義孰為大？‘尊賢為大’。親親固是尊賢之本也，仁之賊是滅絶天理，賊莫大於此，故曰賊；義之賊是傷毁倫敍，害次於賊，故曰殘。朱子曰：‘義，次事上説。[9]’比如一株木，害其枝者，賊也；害其根本者，賊也。然賊一枝猶未可謂賊其木，其本也殘而已矣。惟賊其根本者，方始為賊也。上文先‘賊仁’而後‘賊義’者，由重而及輕也；下文先‘殘’而後‘賊’者，舉始而究終也，蓋賊仁者必先從賊義始故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義浮於衆；‘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則仁汩於己也。親戚亦畔，則況天下乎？故曰‘一夫’。一夫則無親戚臣庶，既不能君主於天下，而武王實承天命，行天討，故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然孟子此言亦有為而發也，上章既論刑殺之不中而臣庶之離叛，此又甚言一夫無助之患以警覺之，故其言似涉過重，誠以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也。
【九 章】 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里是比古]。
‘萬鎰’，言多而（賊）〔賤〕[10]也，與戰國策魏牟‘尺帛’之喻相類。蓋言雖賤，猶懼或誤，必付諸其人，況治國乎？許氏説誤。魏牟説，五卷‘小[11]艾’注：‘“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今俗口訣諺解以教字作使字看，謂詰其不同之意也，誤矣。教者，乃不專任而以己意强教為之也。’按名臣録，執政語横渠先生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将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彫）〔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12]’此説可證。
【十 章】
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弗〕順天，厥辜惟（均）〔鈞〕。[13]’齊宣王曰：‘不取，必有天殃。’此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孟子卻舉武王為對，意便明快。天命在己則可，而否者不可也；有‘厥罪惟（均）〔鈞〕’之心則可，而否者不可也。是故燕固可伐，而非武王則不可也，齊王盍亦反其躬矣。
齊之伐燕荀子、史記皆以為湣王時，獨孟子謂宣王事。朱子謂湣王後來做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改為宣王。新安陳氏曰‘傳寫之誤’，然則當從史記為是。按史記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復自魏之齊。按，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遊说之士，是以稷下學士復盛。’魏世家曰，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據此則孟子之於諸侯，莫不因其禮幣而至，見幾而去，然湣王之昏暴而為之來歸，何哉？及燕昭王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於是樂毅、鄒衍、劇辛之徒争趨，‘燕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宫，身〔親〕[14]往師之’。彼其禮意誠篤，殆過於向之二君者，然而孟子一未嘗至燕，有所談説，何哉？竊嘗考之，孟子在魏，一見襄王，顯有去志。是時齊湣王新即位，固有願見之誠，孟子遂復至齊，既而又不合而去，其所至之國有未可詳。然齊宣王七年而魏惠王卒，則孟子之遊齊即宣王初年也。宣王在位十九年，湣王嗣立十三年而燕昭王立。孟子始在齊，年過四十，則至此已七十有餘年矣。七十即孔（孟）〔子〕[15]‘歸歟’之時，而孟子迹近聖人之居者也，魯之‘狂簡小子’，孟子亦必思‘所以裁’矣。按六國年表楚懷王十五年即魯平公元年，懷王十七年燕昭王立，即平公三年。是時孟子未及去齊，後有平公欲見之説，則孟子自齊歸魯，亦有徵信者矣。孔子曰：‘甚矣，吾衰也！’而説者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孟子亦知道之不行，返于魯與門弟子難疑答問，此七篇之所以傳也。雖然，豈忘天下者哉？故在齊有‘以時可矣’之歎，在魯有‘不遇天也’之喻。以昭王渴賢之誠，孟子又豈無欲往之志哉？其或昭王新立於板蕩之際，綱紀甫舉，而孟子已卒歟？又或當時勸齊伐燕之説得以惎昭王之心，而禮幣未嘗至魯歟？是未可知。
【十二章】
戰陣之救人也急而難，非盡死力則不可。凶年之救人也緩而易，特在乎發倉惠之，而己不勞焉。是故善御民者，以不勞之惠能得其死力。後之昏君不肯恤於緩而易之時，反責其死於急而難之際，吁，亦難矣！惟其緩易而不為者，即慢忽之而不念也。仁君保民如赤子，則豈復有慢忽而任其漂殘之理乎？惟民之飢寒疾痛輒為所覺，拯之濟之，視力所至，是乃保民之要也。一倉之惠未必救兆民之□，兆民之心實於此係焉。其親上死長之利，不待求而功驗若符。苟其不然，幾千人之溝壑之怨只反於三十三有司，其亦幸也。故孟子始自幸有司之不告，而終以君行仁政警之，其辭嚴也。
【十五章】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然後保其國。然滕之於齊楚，事之不得免也。民為重，社稷次之，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然文公之時，去而無所適也。時有難易，事有輕重。與其皮幣、犬馬而不免，寧自守；與其流離瑣尾而亡，寧效死。太王時可以遷國而圖存，故去邠。民之必從，非所窺揣也。文公之時，去無所適，故勸其效死。滕民之必不去，亦非所窺揣也。我可以遷國圖存，民以之免害，則不以養人者害人可也。我無可遷，當死社稷，則為我所當為而已，民之害有時乎不暇顧矣。在文公則民雖欲從，不可去也；民雖不欲效死，守之而已。故於其始問也，非不知有太王事，而不屑近也，斷斷然只説守之。及其恐而又問，則乃以太王去邠事為喻，結之曰‘非擇而取也，不得已也’。蓋謂非於可以去、可以無去上擇取而居之，其實不得已而去此居彼也。文公既無可遷之地，則其不得已而守之也明矣。及其恐之益甚而又問，則又以太王去邠之由明之。太王之得民也如此，是可為也。非太王之時勢，而又有效死之正議，則是去不可為也。先設二條利害而‘請擇於斯二者’，其語意如晏子所言‘惟君所行’。晏子本欲行先王之觀，而猶且云然，此可以例之矣。何以明之？上既分明説去國非擇也，此何獨任其所擇，或至於流離瑣尾乎？蓋滕之於齊楚，如山壓卵，故朱子曰：‘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以形勢觀之，則必亡之國也。孟子雖賢，自無旋乾轉坤之力，何從而别有奇策於人謀之外乎？人謀盡處，天命方可言。天之所定，强弱大小有不必論，只得盡分而待之。始曰‘苟為善’，終曰‘强為善’，誠實之謂‘苟’，不掇之謂‘强’。一横一豎，為善之道盡矣。‘創業垂統’，如此而已。齊楚雖强，烏得而禁之？子孫必王興，亦以理言。若夫氣有淳漓，數有失得，則子孫之無報又非所計，其意如所謂‘積善必有慶也’。今也積善，未必有慶，而不成説積善必無慶也？若夫成敗則天也，不惟弱者無如彼何，而亦强者之無如我何也。其後至赧王二十九年，滕不亡於齊楚而亡於宋，此又可以見天也夫！
【十六章】
樂正子告於君，而君不詢於左右，便欲輕身往見，其信之不可謂不篤。臧倉以微事沮之，後雖有百端辯解，皆不能復回其心。自古際會之難如此，君子勤勤懇懇誘導之，而猶不足小人以片言敗之而又有餘。君子之進三揖而常難，小人之退百足而不僵，其心則薰蕕也，其迹則冰炭也，道如之何得行哉！行或可使也，止或可尼也，然行止本繫于天，人於何哉？害我者，非沮我也；佑我者，非助我也。苟道之將行也，則彼臧氏者不惟不敢尼之，必使之不暇矣。今道之將廢也，樂正子惟不能使遇，反益其謗，兹所謂命也。君子監此，知所以安分守道也。人君監此，知所以急賢防讒也夫！
柳西厓曰：‘世傳孟子早喪父，隨其母三遷，至為埋鬻之戲。然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以孟子之“後喪逾前喪”為厚母薄父，樂正子舉貧富而解之，是孟子當父喪已能自治其喪，故以為“禮義由賢者出”，然則為三遷之説者無據甚矣。’説者曰：‘西厓説雖若近矣，然前既薄於重喪，則後不可更厚於輕喪云爾也。故樂正子以貧富解之。’愚謂西厓説誠然。三鼎五鼎也，然則孟子當喪父，已仕為諸侯之士矣，其不在孩提可知。孟子嘗曰：‘不得不可以為悦，無財不可以為悦。不得則士而非大夫也，無財則貧而非富也。’斯言也，殆其有感於前後之有異也。前貧而後富，則後不可不以富，猶前士而後大夫，則後不可不以大夫者，婦孺之所可與知。或前喪貧不能備禮，則誰忍曰後不敢備禮也乎？而況前喪若在幼穉無知之時，後安得比較而齊之哉？天理至情，人各有得，魯君雖昏，必不以此遂咎於孟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