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條對
【題 解】
大學條對作者李元培(一七四五—一八〇二)，字汝達，號龜巖、雙梅堂，本貫公州，生於十一代祖宣傳官李謙歸鄉世居之北關咸鏡道鏡城，處士李矩就之子，松巖李載亨門生李揚世之孫。通曉經書，一七九八年(正祖二十二年)因學行薦舉進宫答正祖九經六十二條疑義之問並得到褒賞，授北關分教官，在居所訓導儒士。純祖一年除授義禁府都事，後又補授尚衣院别提、莊陵令等職，不就。追贈提學。經義條對是對正祖提出的經書疑問的答辯，收録於龜巖集。本書即經義條對中的大學部分，共由六個條目的問答組成。(林熒澤)
御製條問曰：大學經一章，後經之‘先’而又‘先’，即前經‘三在’之倒説也；後經之‘后’而又‘后’，即前經‘四能’之豎説也；後經之‘治、亂、厚、薄’，即前經‘本末’、‘終始’之照應也。三綱八目，條貫秩然，若經若傳，未曾有一字之變幻。而獨於逆推工夫，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者，何歟？後來諸儒辨論紛紜，或曰‘欲使人知明德為綱領中綱領’，或曰‘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或曰‘要明修己治人’。同一‘明明德’，而在己在人，其術無二。夫‘明德’即此篇開卷第一義，而‘修身’以上為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舉此以措之，則細心讀書者何必待此一句而後見得到此乎？至於格致，朱子嘗曰：‘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又曰，‘到致知格物處便〔較〕親切〔了〕’，故‘曰致知在格物’[1]。夫‘自格致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者，又豈不見於語類乎？八條工夫均之為交須並進，何獨格致尤親切，而至不可分階級也？命辭下字之精義固當遍究，而此係學者用力之始終關捩，則尤不可不先致意焉，須明辨而詳晰之。
臣元培謹按：大學經第四節之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是説個大學工夫規模不但自明其德而已，卻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而無一人不明其德也。以為不如此，乃吾明德之功便欠了，故於逆推之始、‘天下’之上特以‘明明德’三字變例起句，以極其規模之大也。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誠正以後六條工夫皆由致知而成，則學者工夫莫先於致知，而致知之工乃在於格物，則格物固先之又先者也。八條工夫雖是均之為交須並進，不可以輕重論，然其所先終莫先於此，則不當以欲、先等字依例説過，故於此特下一‘在’字以緊句法，使學者知發軔之在此，而尤不得不致力也。反復潛玩，紬繹意味，則其語勢之操縱，文法之緊歇，固不得不然。三綱八目之秩然有序，未必不因是兩句，而文字變幻之妙，初不害於義理之活絡也。
御製條問曰：大學一書，兩程、朱子各有更定之本。苟得聖人之本旨，則一有定論，便可單傳密授，何明道證之，伊川證之，朱子又證之，而竟補‘格致’之傳耶？且‘格致’可補，則‘誠意’章之所謂‘誠意在致其知’一句、‘正心’章之所謂‘正心在誠其意’一句，何不並補耶？朱子所以發前人未發者，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學，至於今信若神明。惟補傳一事，陸王之異派姑勿論，自金華諸子以及方蔡之恪守朱學者，皆不能泯然心服。而如董王諸儒皆謂‘考定者失其序’，遂取經文‘知止’以下止‘則近道矣’四十二字於‘聽訟’章之右為傳之四章，以釋致知、格物。今將何説可以劈羣疑、息喧豗，而使朱子分金秤出之妙用日星於昏衢歟？
臣元培竊以為：義理無窮而人見苦不同，古今遼闊而經傳多殘缺，必待具眼之人決嫌疑、辨真妄，而後為成書，而可傳於後世矣。此鄭康成以後諸子之所以於大學各有更定之本，而至朱子，不惟以先輩之編次為未盡，而斷然以‘格致’之傳為放失而補之。豈朱子好為立異哉？特以義理之不得不然耳。而後來中朝之士以至東儒之一心尊朱者，亦不無歧貳之論，而恐不免有看未透、考未精之病也。蓋經文第一節言三綱領，謂人之所當為者不過修己治人兩個事，而修己治人不可粗成而止，故言‘止至善’。天下古今，聖賢事業要不出於此三言之外。而修己治人又必有所由致之道，故第二節言‘知止、能得’。知止，所以知修己治人之道者也；能得，所以行修己治人之事者也。上節為經，下節為緯。然而本末始終之或失其序，則又無以至於道，故第三節言本始之所當先，末終之所當後，此經中之經也。第四節言八條目，以釋第一節之義。第五節言知止之事、能得之序，以釋第二節之義。第六節、第七節言本之當先，末之當後，以申第三節之義，此經中之傳也。至此而語無遺而理無闕矣。經文二百五字，渾然天成，一字增不得，一字減不得。而諸儒徒見此數節中有‘知止’、‘知所先後’等字，謂可移之為‘格致’之傳，而殊不知此兩節只是為知止之功效與結上文之語，而初無格致之義也。若‘誠意’章之所謂‘誠意在致其知’一句與‘正心’章之所謂‘正心在誠其意’一句之不補者，蓋緣‘誠意’之獨作一傳也。其‘誠意’之自為一傳，亦自有由。夫八目之序固以格物為先，而格之之要則在於誠意，故程子曰‘但立誠意以格之’。且‘知止’後三條皆屬自修，而誠意獨為自修之首，其功又不止於正心，故特表出自為一傳，而上不連‘致知’之傳，下不兼‘正心’之章，以示誠意之獨為知行底關鍵也。
御製條問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物至知知[2]曰情，緣情計較曰意；幾者第一番心也，情者第二番心也，意者第三番心也。境界既别，用工亦異。則章句之於‘誠意’以‘審其幾’釋之者，何也？且幾則兆朕而已，而情則善惡已分矣，學者工夫必就其初動處體認真切，發端不差，然後可無汎而無當、勞而少效之嘆。故朱子初注嘗曰：‘人莫不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3]，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其後屢加思索，以為‘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豈待陰惡陽善而後謂之自欺[4]’，遂定為今注。則用力之當在第二番，而不當在第三番，朱子之意亦可見矣。而大學之目乃反以意而不以情者，何歟？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意能運情，情不能達意。蓋情是不知不覺中發出者，及夫計較商量而為意，則如由自家。故先儒或謂之大學所以不曰‘誠情’而曰‘誠意’云者，是已。此説果得之歟？
臣元培竊以為：曰幾、曰情、曰意，雖有境界之别、用工之異，而幾之微動、情之已發，皆在於意之所思量計較而運用如何耳，此誠意所以為人鬼之關而首自修者也。然欲誠其意者不先審夫善惡之幾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則其所以思量計較者必有苟且不循理之患矣，故尤當謹之於此而不可以忽焉者也。大學之不曰‘誠情’而曰‘誠意’云者，蓋以心之發為情為意，而情者是心之豎發者也，意者是心之横發者也；情是感物初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故學者工夫可施於商量運用之處，而不可施於初發卒乍之時矣。故誠之之工於情字上著不得，而必加於意字上矣。先儒所謂‘意能運情，情不能達意’者，恐得之。
御製條問曰：主情而言則屬乎性，主意而言則屬乎心，而情意是心之已發者也。章句曰‘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云，則古人之起疑以心自心、意自意者，似有見於左右佩劍之嘆矣。且心所不存既不能密察，則意何有於誠？夫意誠之後，正心工夫不過提撕顧諟而已，今遽云‘密察存否’者，無已太重耶？長疋無縫，雖有善喻，終不能釋然，於此須置一解。
臣元培竊以為：蓋心之體則是性，而心之用則乃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與志意念慮思等字，其公私輕重雖各不同，都屬於情而為心之用也。心之用既如是之廣，而其中意獨百般較計，出入於公私兩個地頭，此正心之工所以必先誠意者也。然此心之用亦非一個意底所能盡包，則豈可曰‘吾意已誠，固無事乎正心’，而不復密察此心之存否也？古人有以自修譬為農者，若以此兩章言之，則誠意即耕田下種者也，正心即鋤田治苗者也。耕種雖是為農之首，而若曰‘吾已耕種，則雖無鋤治之工，自可以不妨’云爾，將見禾稼之蕪没，而決無西成之望矣。故朱子曰‘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蓋〕於忿懥〔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5]，又曰‘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觀此數條説，則古人之所起疑者自可以融釋脱落矣。
御製條問曰：傳文起結井井有義例，朱子所謂‘今不盡釋’者，若可得於熟讀詳味之餘，而惟‘修身’一章反説以結之，‘齊家’一章‘必先’以起之者，最難理會。或有‘口氣吃緊’之説，誠意正心之工獨不可以吃緊耶？或有‘修身為明明德緊要處’之説，人鬼、夢覺之關反不可謂緊要耶？至於不曰‘在’而曰‘必先’者，從上諸家竟無一人道破者。莫云文字之上下推移，大學之一言一句豈些放過，況此為起結有精神處乎？
臣元培謹按：第七章、第九章之起結變例，臣嘗見於權近大學圖説中，其言曰：‘此兩章皆承經文結語，而分本末厚薄。’臣未知其必然否。而‘齊家’章之‘必先’以起之者，蓋自誠意至修身，明德之事已畢，而齊家即新民之始也，故以‘必先’二字緊重下語，以示治人者當先自近始也。
御製條問曰：‘絜矩’者，平字之訓詁而至善之别名也。矩為明德之止至善，絜為新民之止至善，學問之極功在此，聖人之能事在此，信乎其為學為治之所不可不講。但朱子以矩為心，則不以‘以心度心’為嫌，何耶？又以絜矩為恕者事，則恕者，‘違道不遠’之名，得不歸於學者事耶？下面推説好惡，又推説用人、理財，以終絜矩之義，而好惡、用人固天下治亂之所由分，至於理財一條，何與於天德王道？而禮樂制度一不概見，只以財用為説者，果何義歟？
臣元培竊以為，‘絜矩’二字，以章句、大全、語類考之可知其義。而但‘矩者，心也’一句牴牾不相謀，誠所可疑，而恐當以章句為斷案。至以絜矩為恕者事，則恕之一字亦不無天人之分。觀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之語，恐不可以‘違道不遠’當之也。此章專以用人、理財重複言之，而不及禮樂制度者，蓋用人而必得賢才，則作禮樂、定制度，焕然蔚然，可以為一代大典而垂法將來也；理財而無悖入，則民生豐裕，足以仰事俯育，然後驅之於禮樂制度之中。然則此章實為禮樂制度之張本，特差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及言之耳。且‘用人’、‘理財’兩節中説財用處較多，終以是結之而者，蓋以王者之能保民而守國者，莫如財用之為緊要耳。故孔子之答冉有，‘教’在‘富、庶’之後；武成之言三事，‘食’在‘喪、祭’之前；洪範八政，以‘食、貨’為先；孟子告齊梁，必使‘制民之産’，則貨財之為民之命，而不可輕也如是。而不獨此也，如桑弘羊之欺漢武裴延齡之惑唐宗，以掊克斂怨、斲喪邦本者，亦人君之所當慎而尤不可不重念焉者也。故終以孟獻子‘不以利為利，以義為（義）〔利〕’之説，再言以結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