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学的性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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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0年代讨论热烈、意见歧异的一个问题。有的认为鸦片战争前社学是地主阶级的文教机构，鸦片战争时其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名义上领导权虽操于士绅之手，但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广大人群民众(陈锡祺：《再论鸦片战争时期广东社学的性质和作用》，《学术研究》1962年第5期)。有的认为社学在鸦片战争时虽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它是被地主士绅领导、掌握的，始终没有改变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性质，有极大的动摇妥协性，因而它破坏了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何若钧：《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是社学领导的》，《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也有的对上述两种意见都不赞同，认为社学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组织，性质不能改变，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学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较大变化，即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内起了推动人民抗英斗争的积极作用，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所以它也有消极、妥协的一面(蒋祖缘：《论社学在1841－1849年间抗英斗争中的性质和作用》，《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