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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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凯末尔(旧译“基马尔”)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研究的人少，而且评价偏低。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近年来，朱克柔对凯末尔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的《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论土耳其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凯末尔》(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等文章认为，凯末尔统一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组织，创建土耳其的正规军，建立安卡拉民族政府，克服民族阵线内部的动摇妥协倾向，领导土耳其人民打败了英法协约国和希腊占领军，取得了民族独立，并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资产阶级共和国。共和国成立以后又进行现代化改革，废除苏丹制，采取有利于工农的一些经济措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和共和国建立后注意发展土苏关系，重视土苏友谊。当然凯末尔也有镇压工农运动和反对土耳其共产党的一面，但这些同他的功绩相比毕竟是次要的，综观其一生，“他仍不愧为土耳其的伟大民族英雄”。

彭树智的《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认为，凯末尔在思想上的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即“凯宋尔主义”。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一条道路来讲，能否走得通，目前仍有争议。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独立这个事实，史学界多数人认为，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基马尔的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论断要重新加以研究。但卢孔德的《从基马尔革命看资产阶级独立革命的前途》(《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则持相反的观点。他承认战后的确出现了一批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并不能证明基马尔道路已经走得通。这是因为“这条道路是否走通了，关键要看土地问题、经济独立问题解决了没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而战后资产阶级领导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没有完成上述任务，因此不能说这条道路已经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