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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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邵伯温撰，见《邵氏闻见录》卷十二。原来王安石受到嫉贤妒能的吕惠卿挑拨，不肯让苏轼同修起居住，只以开封府推官困之。接著是苏轼的“拟廷试对策”及万言书更引起王安石不悦。苏轼请补外，又逢王氏同党李定不服母丧，苏轼厌恶李定，李定便乘机炮制乌台诗案，把苏轼贬到黄州。苏轼结束贬谪生涯时，王安石亦下野，二人在金陵会见，相得甚欢。苏轼突然提出：“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王安石强调有苦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进而指出：“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王安石这才表示：“某须说”。但又叮嘱苏轼代为保密。最后是在玩笑中结束了这场并不轻松的谈话。这里作者将议政过程写得委宛曲折，细腻动人。先以苏轼“某欲有言于公”的声明，使王安石为之“色动”，以为苏轼要重提旧事为反对变法作辨解。不料苏轼又说：“某所言者，天下事也。”原来不为私情，于是王安石“色定”。岂知顿起波澜，苏轼竟要求王安石为“大兵大狱”之事而以在野身份干预朝政，突出王安石意外，他很为难。最后苏轼以“常礼”“非常礼”的议论，使王安石为之再次激动，厉声表示要采取行动。故事中的两个人物，苏轼赤胆忠心，言不及私，又很讲究说话艺术；王安石则在变法失利后心存余悸，不愿再有做为。双方的性格特点都描写得准确有趣，心理变化更写得惟妙惟肖，颇见功力。是宋人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