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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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情，犹言抒情。

语出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选·文赋》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陆机指出诗歌应该语言精美，富有文采，特别强调了诗歌抒发情感的特征，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发展方向。

这是对先秦以来传统的“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荀子·乐记》：“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到了汉代，《毛诗序》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汉书·艺文志》也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荀子认识到音乐与情的关系(那时诗、乐、舞虽然结合著，但已经逐渐独立起来了)，汉人已经认识到诗歌抒情的特点，把志与情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汉人讲志讲情，总是离不开政治教化，礼义道德，故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毛诗序》)因此，汉人的言志抒情，重在美刺教化，这是当时尊儒读经、倡导章句之学的必然结果。

随著文学创作的繁荣，特别是建安诗歌的发展，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文学的性质、特征为更多作家、理论家所认识。于是，晋代的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新说，而只字不提“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突出强调诗歌表达人的多方面喜怒哀乐之情，进一步地揭示了诗歌抒情的本质属性。

近人朱自清说：“‘诗言志’一句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出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诗大序》变言‘吟咏情性’，却又附带‘国史……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条件，不便断章取义，用来指缘情之作。《韩诗》列举“歌食”、“歌事”，班固浑称‘哀乐之心’，又特称‘各言其伤’，都以别于‘言志’，但这些语句还不能用来独标新目。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展了，‘言志’以外迫切地需要一个新标目。

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缘情’这个词组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普遍化，并概括了《韩诗》和班《志》的话，扼要地指明了当时五言诗的趋向。

”(《诗言志辨》)这说明缘情说是诗歌理论的新发展，也是文学创作发展繁荣在理论上的反映。

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新见，但他并不排斥“诗言志”的主张，在《文赋》中情志连用并举，其涵义往往相通。

陆机之后，许多文学家、理论家坚持缘情说，并作了新的发展。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情文互用的观点，情志并提，志即情，同陆机一样只谈情志，不涉及教化。

他评论曹氏二祖、陈王“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诗歌创作要依据情组织文辞，又要用文辞来润饰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情采》)《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认为北朝诗歌创作不发达，曾说：“体物缘情，则寂寞于世。”这是把缘情当作了批评标准。明代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袁宏道《叙小修诗》)，清代袁枚倡导“性灵说”，这些观点和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和陆机的缘情说义脉相通，这也是事实。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人把“缘情”与“言志”对立起来，有的则表示反对，认为它的出现助长了文学创作上的形式主义倾向。清代纪昀说，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出，把六朝文风引入歧途。

这种看法太偏激，把一个朝代文风的盛衰，统归于一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陆机的缘情理论，他的艺术主张，对六朝文学偏重艺术形式的倾向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