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

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的公开叛国投敌事件。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集团就积极对日妥协，散布民族失败主义论调。

抗战爆发后，汪等亲日派散布“再战必亡”的谬论，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

1938年初汪指使高宗武等在上海等地，与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及日本特务今井武夫等联络，试探日本政府的意图。

6、7月间高去日本密谈投敌事。10月底高等再次赴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举行会谈，11月20日签订了《日华协议纪录》、《谅解事项》等投降文件，规定双方缔结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中日经济提携、日本在中国驻军等。

同时商定，相机实施组成新政府的计划等。12月18日汪等按预定计划从重庆逃往昆明，次日带著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飞往河内。

20日陈公博也从成都逃往河内。

29日汪在河内发表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的“艳电”，并要求蒋以近卫提出的三原则同日本政府举行会谈。从此，汪精卫集团公开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1939年4月汪与日本首相平沼订立《汪平协定》。

5月汪从河内转到上海，并到日本与平沼会谈，策划组织伪政府。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当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儿皇帝。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军民、社会各界强烈谴责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叛国罪行，要求国民政府通缉汪精卫。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7月15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一文，指出：“清除了这个卖国贼和追随他的爪牙后，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以及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之间，将有更加密切的合作。甚至敌人经常试图使之脱离国民政府的各省军人，也联合要求缉拿汪精卫。

”在另一次谈话中申明：“际此民族危机千钩一发之时，国内各党派均有一致团结对外之认识，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