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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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于上闻”。

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纲领的具体实践。“救济人病”，是从写诗者方面说；“裨补时阙”，是从观诗者方面说。白居易认为：写诗者为“救济人病”，写诗献给皇帝，皇帝据此使“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达到“臻至理(治)”“致升平”的目的。

这种观点，来源于《毛诗序》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白居易据此，在《策林六十九》中，主张“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来乎下，岁献于上”。他为此写了不少“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的讽谕诗。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白居易认识不到“救济人病”和“裨补时阙”二者不可调和。皇帝是最大的压迫、剥削者，怎能听得进“唯歌生民病”的诗!实践结果，到处碰壁。招来的是“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连宪宗也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旧唐书·白居易传》)这说明，他用诗歌去“裨补时阙”的主张，虽主要是“为君”，也仍然行不通。

但他能针对当时一部分人专写风雪花草，脱离现实的不良诗风，强调诗的“美刺”作用；以诗歌为武器，批评政治，反映现实，体现了当时进步的文学思潮，这在文学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其主张虽碰壁，但诗人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及为此写出的大量讽谕诗仍很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