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乐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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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艺术创作的抒情言志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

哀乐，指思想感情；中节，有节制。语出《艺概·诗概》：“不发乎情，即非礼义，故诗要有乐有哀；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主张诗赋创作要言志抒情，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歌理论。刘熙载反复强调诗“贵于言志”(《诗概》)，“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词曲概》)诗之情志是诗人本性、内心的真实写照，所以他说“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刘熙载论诗的言志抒情又和礼义道德联系在一起，他赞同《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张：“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礼智之间。”(《文概》)这种文艺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解体，旧民主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历史条件下，显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落后的。

但是，仍然有其合理因素，他要求艺术要表现人的哀乐之情，而且他还要求艺术家“身入闾阎，目击其事”，深刻体察民生之“饥寒劳困之苦”，用诗词作工具“代匹夫匹妇语”(《诗概》)，这是十分可贵的。

同时，“哀乐中节”也反映了刘熙载中和之美的美学思想。他认为文艺表现哀乐之情要有节制。赞赏韩愈的文“无难易，惟其是而已”(《文概》)的主张，认为“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文概》)，应当“言各有当”，“当无者尽无，当有者尽有”(《诗概》)。

这就是“哀乐中节”的具体涵义。显然这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

由此出发，他对艺术创作中某些技法如断与续、虚与实、衬与跌、出色与本色、点与染等相需相生的辩证关系，多有精辟的见解。

刘熙载的“哀乐中节”的美学思想，是对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历史地看，既有糟粕，也有合理因素，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