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国民党联共抗日政策的形成

日本为了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1935年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和掠夺。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却采取退让的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何梅协定》，使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都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秦土协定》，使察哈尔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华北局势面临危机。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个县脱离了国民党政府的管辖。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任务而奋斗”的号召。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形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力量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纷纷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而日本的步步紧逼，既损害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也影响了英美的在华利益，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抗战。1935年1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做了对外关系的演说，指出：“ 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蒋介石的对外演说，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开始改变其“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为了全面调整中日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对日本政策的基本态度：“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
1936年7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全会上指出：“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全会通过了“国防会议组织条例”，设立国防会议，以整理全国国防。国防会议的设立，表明国民党对日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9月，中日“调整邦交”的谈判在南京举行。日方提出的条件是：华北自治、共同防共、降低关税、取缔排日等。中方提出的条件是：取消塘沽和上海两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日本飞机在华不法飞行、停止走私、不得干涉中国缉私等。由于日方的无理要求，中日双方尽管会谈了七次，但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接受日方的条件。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逐渐改变其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尤其是改善和加强了同苏联的关系。从1935年秋季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同苏联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希望苏联支持中国进行抗战。到1937年8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苏联政府用军用物资的形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国民党在外交政策局部调整的同时，也开始试图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对国共两党的沟通打下了基础。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主动采取措施，设法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指派宋子文主办(1936年5月换陈立夫主办) 。在宋庆龄的大力帮助下，1936年初，国共两党中断了十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为后来政策的转变做好了准备。1936年7月至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在香港与中共联系人潘汉年，先后在南京、上海会谈，虽然由于国民党坚持原有的政策，没有取得具体结果，但双方增进了了解，沟通了关系，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蒋介石以为是“剿共”的难得时机，遂亲自赶往西安部署“剿共”。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扬言在一个月之内完全消灭红军，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做出选择：或是将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开赴陕甘“剿共”，或是立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张、杨曾奋力“苦谏”，痛陈停止“剿共”、实行联共抗日的救国大计，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对张、杨加以训斥。张、杨被逼无奈，决定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同时拘捕了十多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促蒋抗日救国，对蒋介石个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自己的利益解决。日本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张、杨妥协，希望中国发动内战而从中渔利；英、美则主张蒋介石与张、杨妥协，和平解决；苏联支持中国的抗日事业，希望和平解决。在国内，张、杨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代表到西安，协助张、杨处理善后事宜。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坚决反对亲日派“讨伐叛逆”的主张，并很快飞赴西安，与张、杨以及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派来的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代表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达成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 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24日晚，蒋介石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蒋介石亲口允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继续谈判。第二天，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开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中国的政治生活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国内和平的新局面。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对日本的政策。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对内政策上，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为扩大民主，决定在 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修改选举法。
1937年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谈判。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周恩来在会谈中重申了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信中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会谈最后只达成了在西安设办事处的协议。从3月中旬到9月下旬，中共代表又分别在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红军的改编、苏区政权的改制和两党的关系等。尽管由于国民党对有些关键问题不做明确表态，但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国共两党在相互做出很大让步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