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是保护农作物免受病虫草鼠危害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直受到重视，史书上有关蝗虫的防治多有记载，由于无有效方法，蝗害仍连年不断，对其他病虫更无防治良策，只能听之任之。
新中国成立初期，永定河沿岸和南苑机场附近荒地经常发生飞蝗为害。在大田地区，小麦锈病、黑穗病、线虫病、麦蚜、麦叶蜂以及地下害虫蝼蛄、金针虫的危害都比较严重。粟灰螟、白发病、棉花蚜虫、红蜘蛛也危害严重。在菜区，主要病虫害有猿叶虫、黄条跳甲、黄守瓜、蚜虫和黄瓜霜霉病等。在山区果品产区，病虫危害尤其严重，主要有梨枝瘿蛾、梨星毛虫、苹果赤星病、桃、杏树蚜虫、介壳虫、天幕毛虫、杏象鼻虫、杏毛虫、柿子圆斑病及“二黑一杵(梨黑星病、柿子圆斑病及核桃举肢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病虫害防治工作。1950年秋，在市政府郊委会建设科内建立病虫害防治股，并在广安门外红庙建立农药械供应站。1953年，各县（区）普遍建立农业技术指导站(1956年改为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宣传、普及病虫害防治的科学技术，培训郊区病虫害防治人员。1955年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成立。1956年，北京市植物检疫站成立，先后开展了病虫测报和植物检疫工作。1958年北京市农科所设立植保室，加强病虫害的研究工作。70年代后，各县（区）相继建立了植保站，基层乡（镇）也都有从事植保工作的人员，随着这些组织建设的日臻完善，使北京市植保工作有了全面的发展。
1.植物检疫。植物检疫是防治危险性病虫草害传入传出的第一道关口。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没有专门植物检疫机构。由天津商品检验局负责北京地区对外植检工作，1957年以后，成立了北京商品检验局，负责国际邮包及国际货运进出口植物检疫工作。
国内省间植物检疫，北京市开始于1956年，由新成立的北京市植物检疫站负责。1963年8月改由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负责。1964年2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北京植物检疫站，负责内、外检工作，业务上归农业部领导。同年10月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植物检疫站。“文化大革命”期间，植物检疫机构合并在北京市农业技术服务站。1972年4月恢复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负责内、外植物检疫工作。根据国务院[国发(1980) 291号]文批转农业部《关于改革口岸动植物检疫所管理体制的报告》的精神，北京市内、外植物检疫于1981年初分开，对外植物检疫工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植物检疫所(1987年与北京动物检疫所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动植物检疫所，后又改为局)负责，对内植物检疫工作则由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负责。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外检工作又增加了旅检业务，并于1989年成立首都机场动植物检疫所，负责在首都机场的动植物检疫工作。
80年代后，北京市的植物检疫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各县（区）相继健全了植检机构，充实了人员。1987年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实施办法》。1988年4月26日北京市农业局又颁布了《北京市补充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名单》，促进了植物检疫工作发展。
1974年后，先后通过境检、扣留销毁种子处理、拔除病株等方式有效地控制了从墨西哥、加拿大、马里、阿富汗、索马里及国内河北、山东等地传进来的小麦腥黑穗病，印度腥黑穗病、毒麦、谷斑皮蠢、棉花黄枯萎病等十种检疫对象，并于1980—1987年对北京市规定的27种植物检疫对象开展了普查，为修改植物检疫对象名单，划分疫区、保护区提供了依据。对在普查中首次在北京发现黄瓜黑星病、番茄溃疡病，于1988年列入北京市检疫对象。
2.生物防治。生物防治是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菌治病等。早在60年代初，北京地区就开始试用苏云金杆菌防治蔬菜害虫，1972年北京市生物防治领导小组成立，开展群众性的以菌治虫和以菌治病试验示范工作。1974年开始试验人工繁殖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并获得成功。
1978年开始在全市大面积推广应用，放蜂面积达7.4万公顷，效果显著。为保证大面积放蜂需要，先后在密云、顺义和通县植保站建立了赤眼蜂生产车间。1979年，怀柔县也建立了赤眼蜂生产车间，先后研制出立式茧床、传动式收蛾机、取卵机、卵粒风干机等一套繁蜂系列和一套完整的繁蜂程序，提高了繁殖能力和效率，保证了大面积放蜂的需要。1978—1985年，又改用米蛾卵繁育玉米赤眼蜂。近几年，发展了“一蜂多用”，取得不同程度防治效果。
为进一步开展生防和综防提供依据，从1979年起，即着手开展害虫天敌资源调查工作。经过1979—1982年的工作，共采集、制作天敌标本8万余件，其中粮、果林害虫天敌364种，菜田天敌327种。
在以菌治虫方面，自1973年朝阳、海淀、通县、房山等区县应用青虫菌防治菜青虫，1977—1981年全市开始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面积达0.2万公顷。白僵菌曾在70年代初用于防治玉米螟和大豆银纹夜蛾，1985年推广Bt乳剂苏云金杆菌乳剂防治菜青虫和玉米螟。近些年还引进赤座霉菌防治温室和大棚白粉虱，引进浏阳霉素、韶关霉素防治蔬菜和果树蚜虫，还试用颗粒体病毒防治菜青虫，应用中草药茴蒿素防治黄瓜、菜花蚜虫。
在以菌治病的应用上，农用抗菌素是主要品种。主要有春雷霉素、内疗素、多抗霉素、井岗霉素、120、Bo-10等。试用弱毒疫苗N14防治番茄病毒病，均获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
其他生物制剂还有增产菌、5406细胞分裂素等。
3.化学防治。化学防治是病虫害防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随着化学防治病虫的开展和农用化学工业的发展，农药种类剂型不断改进和增加，从以杀虫剂为主逐渐发展到杀虫、杀菌、除草、灭鼠、生长调节剂等多种农药品种、剂型开发应用。
50年代初期，使用的农药绝大多数是天然生成物或经过简单加工的矿物、植物品。如白砒氟矽酸钠、铜皂液、石硫合剂、除虫菊、鱼藤粉、苦树皮粉、硫酸亚铁、硫磺等，1950年开始推广应用666粉除菜蚜，同时试用有机磷杀虫剂如1605、1059等防治棉蚜。
60年代，化学农药用量迅速上升，无机农药逐渐被替代。氯制剂中增加了七氯、氯丹等品种，磷制剂中的乐果、敌百虫、敌敌畏、3911等品种使用数量逐渐扩大。由于3911对人畜的急性毒性，1965年农业部发出通知，严禁用于喷洒防治棉蚜。
杀菌剂，50年代主要推广了赛力散、西力生等有机汞制剂，主要用于拌种、防治小麦腥黑穗病，喷粉防治稻瘟病。到1957年开始用代森锌、苯来特等有机硫杀菌剂，并取代了铜皂液。60年代杀菌剂的使用变化不大，所用品种主要有有机汞制剂内吸性杀菌剂敌锈钠和无机杀菌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硫制剂代森锌、苯来特。可以说，整个60年代，有机氯、有机磷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品种较少，占主导的仍是有机氯。
70年代，是农药技术发展较快的时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即开始限制666、DDT等有机氯杀虫剂的使用。逐步“以磷代氯”。70年代中后期，有机磷杀虫剂品种增加很快，并广泛用于农田治虫杀虫剂和得到了广泛推广应用。
80年代是农药使用非常活跃的年代，1984年全面停用666、DDT等有机氯农药，广泛推广使用菊酯类杀虫剂，是有机磷农药和菊酯类农药并存发展时期。国外大批农药进入本市，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生长调节剂等的应用有较大发展，农药供应门类齐全。
农药械种类和防治手段也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改革创新，由手动喷粉（雾）器，发展到背负式机动弥雾机。飞机防治于50年代末开始应用于防治小麦条锈病，60年代用于防治飞蝗、玉米螟，棉花、水稻和果树害虫。1979年开始利用飞机超低量喷雾防治麦蚜，到80年代后飞防面积逐年扩大。超低量喷雾技术的推广，有效地降低了用药量，提高了防效。
4.化学除草。农田杂草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过去都是人工防除，从60年代开始试用化学除草。
1962—1969年为试验示范阶段。在少数农场和人民公社开展稻田、麦田、玉米田和菜田化学除草的试验示范。到1969年全市化学除草面积约0.13万公顷。除草剂品种有敌稗、除草醚、2,4-D钠盐、二甲四氯、2,4-D丁酯、西马津、阿特拉津和除草剂一号。
1970—1977年为有组织的推广阶段。1970年市成立化学除草协作组示范推广化学除草，使化学除草面积扩大到0.53万多公顷。1971年1.67万公顷，1972年和1973年基本维持在1971年的水平，1974年发展到了2.33万公顷，1975年达5.33万公顷，1977年达6.4万公顷，玉米、蔬菜、果园、苗圃、棉花、高粱、谷子、饲料胡萝卜等作物上普遍应用了化学除草，除原有的除草剂品种外，还引进了扑灭津、可乐津、抑草津、利谷隆、豆科畏、地草平、稗草稀、毒草胺、杀草丹、杀草强、克芜踪、草甘膦等10多种新除草剂，在玉米、果园、蔬菜等作物上进行试验示范。
1978—1995年为深入发展阶段。除水稻、小麦大面积推广外，玉米、蔬菜、花生、果园也开始走上了大面积应用阶段。玉米田化学除草，70年代初试验成功，1987年配合粮食基地乡建设工作，大面积推广，当年发展到1.27万公顷，1988年达3.8万公顷，1989年达4.33万公顷。菜田化学除草开始于1964年，直到70年代后期仍处于少数社队应用阶段。1979年全市不到0.067万公顷，1980由于“氟乐灵”的应用，促进了菜田化学除草的发展，当年达0.2万公顷，1981年达0.33万公顷，1984年达0.67万公顷。以后由于“氟乐灵”供应不足，菜田化学除草面积维持在0.4万多公顷。果园化学除草从70年代初开始试验，一直处于只有少数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大果园应用，没用推开。1985年前后随着“百草枯”（克芜踪）和“草甘膦”的推广，才开始得到普及。花生田化学除草试验开始于1972年，直到1978年以后，伴随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推广而得到一定推广，1986年突破万亩关，但至今只在密云和怀柔两县应用面积较大。高粱田化学除草，在1975—1979年搞过几次试验，由于高粱面积逐年缩小以致取消，没有进一步试验推广。80年代中期以后，在青饲高粱、西瓜等作物上应用化学除草都取得了成果。这个阶段，老品种中的除草醚、五氯酚钠已经不用，西马津、扑草津、敌草隆用量也很少，或基本不用了，“稗草稀”由于易出药害，没能继续大面积推广，“克芜踪”（百草枯）和“草甘膦”在果园、玉米免耕播种田得到了大面积应用，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这个阶段还引进试验了一大批高效(每亩有效用量2克以上)、高选择或广谱性的除草剂新品种，如恶草灵、禾大壮、丁草胺、排草净等30多种。其中，有的品种已得到大面积应用，为适应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除草需要提供了条件，促进了化学除草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此外，在除草剂混用和混合制剂的试验推广方面有很大发展，对提高药效，扩大杀草谱，避免或减轻药害作用十分明显。
5.农田鼠害防治。北京地区的农田鼠害一直比较严重，除利用鼠夹捕捉或在冬季挖鼠洞除治外，没有其他有效的除治办法。1981年，大仓鼠、褐家鼠在房山、延庆两县大发生。
1958—1965年期间，以黑线仓鼠为多。到1982年调查，则以黑线姬鼠为多，房山则以大仓鼠占优势。1985年开展农田鼠害大面积调查，共104个点，调查面积645.27公顷，获取标本1369个，害鼠达8种之多，黑线姬鼠为优势种，个别点的捕获率达90%多。
农田鼠害的防治，1983年引进英国的“大隆”，进行灭鼠试验，效果良好。1988年首次开展较大面积农田灭鼠活动，投药面积达4.67万公顷。1990年，配合亚运会的召开，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顺义、平谷、昌平等县（区）城乡结合部开展灭鼠活动，投药面积达7.23万公顷，取得了很好的防效。
6.病虫测报。北京市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开始于1956年，并制定了8种病虫害测报办法，以后随着群众性病虫测报点的建立到1963年确定了15种测报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植保机构解散，工作停顿，到1970年后才逐步恢复。1971年统一了农作物病虫测报办法与调查标准。1972年北京市植保站在郊区建立固定测报点10个。1976年制定了《北京主要农作物病虫预测预报试行办法》。1983年颁发了《北京市农作物病虫发生程度试行分级标准》和《病虫测报、调查对象工作历程》，明确划分了各级植保组织的职责。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测报工作的开展。80年代末，农业部确定通县、延庆、平谷、密云、丰台、朝阳、房山等7个县（区）和南郊农场的植保站为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网区域站，并规定了测报对象和内容。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北京市基本形成了上下相连的测报体系和一支专群结合的测报队伍，测报水平也不断提高，已能进行发生期、发生量、分布及危害程度预报，并能发布中长期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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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植物保护

上海农村种植的蔬菜品种多，茬口复杂， 加上蔬菜周年生产， 复种指数高， 所以蔬菜的病、虫、草害也较多。主要病害有12种、害虫10种、草害8种。20年代及以前， 对蔬菜害虫的防治， 大都采用人工捕捉等方法； 对蔬菜病害的防治仅通过加强栽培管理来减轻损失。到30年代， 市郊菜农开始用麸皮制成的毒饵，诱杀蝼蛄等害虫， 还用植物性农药鱼藤粉防治蚜虫。1945年， 开始使用二二三、六六六等有机氯农药。新中国成立后， 贯彻 “防重于治”的植保方针， 随着杀菌剂波尔多液等的广泛应用， 化学农药杀虫剂型的增加， 以及农药机械的使用和推广， 使病虫危害造成的损失有所下降。由于农药对防治短期效果较明显， 市郊一度出现依赖、滥用农药的倾向， 污染环境， 残毒加重。1974年开始， 在蔬菜生产上全面禁止使用有机氯杀虫剂。在“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植保方针指导下， 1976年上海县的虹桥、嘉定县的长征、宝山县的江湾、川沙县的洋泾等地， 建立蔬菜病虫测保点， 对蔬菜生产上的主要病虫进行预测预报， 正确及时指导菜区病虫防治。1983年开始， 为提高蔬菜病虫防治效果， 将原有的 “五虫病” (小地老虎、菜青虫、小菜蛾、蚜虫、红蜘蛛、马铃薯晚疫病、黄瓜霜霉病)的测报扩大到“十虫四病”(新增的黄条跳䖬、长绿飞虱、二化螟、棉铃虫、豆野螟、冬瓜炭疽病、番茄早疫病)的测报工作。病虫测报点从原有4个增加到11个。同时使用生物农药，进一步提高了病虫害防治的质量和效果。80年代后期，在保护地的病害防治中强调使用烟雾剂，特别是早春2月多阴雨、雾，日照少，防治极佳。90年代开始，农药烟雾剂逐步被菜农接受，用量逐步递增。随着连幢温室的试制推广，又开始应用粉尘法防治，防治效果可提高15.64%。为克服病虫害的抗药性，大力推广交替使用的办法，并引进了72%克露、69%克锰锌、加瑞农、70%特科宁、58%瑞毒锰锌等新农药防治病害。为禁止甲胺磷的使用，在对叶菜虫害的防治上推广使用了杀虫素、卡死克、锐劲特等农药。
80年代，广泛采用化学除草剂来消灭菜地杂草。普遍使用的除草剂有除草通、稳杀得、甲草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