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包产到户的出现与对包产到户的批判

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 在人民公社体制调整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很快地渡过经济困难， 全省曾有不少农民要求搞包工包产到户， 而且在一些地方实际已出现了包工到户和包产到户的情况。
早在1959年， 当时由合阳、韩城合并为一的韩城县的坊镇公社曙光生产队 (相当原高级社， 也即后来的大队), 实行了 “包产到队， 包工到户” 的生产管理制度， 其具体内容是： “三包” (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四定” (即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五到田” (即产量指标到田， 肥料规划到田， 技术措施到田， 劳动工分到田， 负责人到田)。这年6月，县委派人总结了这个经验， 7月在全县普遍推广。10月， 全县209个生产队， 绝大多数都把棉田和麦田管理责任落实到户到人， 大大调动了社员和干部的生产积极性， 普遍出现了 “一快” （各项生产任务完成快）、“二高” (出勤率高、生产效率高)、“三好” (干部作风好， 社员劳动情绪好， 样样活路质量好) 的新局面， 深受农民欢迎。《陕西日报》 10月9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记者赵潭冰写的报道。但到这年冬季， 随着 “反右倾” 斗争的开展， 对此却以 “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 等罪名， 进行了严厉批判， 使这场包工到户改革实行了不到6个月就夭折了。
以上韩城出现的情况， 其他各地也有出现， 而且有的还搞包产到户。据1959年12月省委 《关于农村整社整风运动的报告》 中说： “全省51个市县， 有32个市县的一些社、队， 曾一度主张和发生过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 有103个生产队 (占全省总队数的0.3%) 实行了包产到户”。另据1960年2月省委整社办公室统计， 当时全省实行包工到户的生产队有1 286个， 占总队数的5%; 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有630个， 占总队数的2.4%。
实行包产到户的队， 大多出现在陕北， 其中又以清涧县最为突出。1962年8月， 省委政策研究室王伯惠、榆林地区农业局苏振云调查反映： 清涧县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 群众认为： “农业社是个大摊摊，精精捉憨憨”， 干部认为 “再不想办法， 这个摊子就看不住了”。因此， 他们在调查报告提出， “合作化道路要走， 单干不可能， 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并列举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十条好处。1962年10月上旬， 省委在一个材料中说， 清涧县的生产队中， 巩固的占33%, 基本巩固的占42%, 单干倾向严重的占17%, 已经瓦解和接近瓦解的占7%多。同时说， 清涧县 “这股单干风是从 1960年刮起来的”， “纠了又闹， 闹了又纠”。1963年6月， 省委还在另一份材料中说： “清涧县一部分地区几年一直闹单干， 全县瓦解的生产队去年一度达到213个， 占总队数的11.6%”。这里所说的 “单干倾向” 、“单干风” 和“瓦解”， 实际上是指搞了包产到户。同年11月， 省委对全省情况的估计则是： 百分之八十几的生产队是巩固或基本巩固的， 百分之十几的生产队很不巩固，大约有2%的生产队陷于瓦解。
当时， 不仅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要求包产到户，而且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倾向于 ‘包产到户’， 或者明确地主张 ‘包产到户’。据1962年9月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材料中反映： 咸阳专区有10多个县委书记、县长以上领导干部积极主张包产到户， 认为： “实行包产到户， 土地、牲畜等归集体所有， 不准买卖， 是恢复农业生产的临时措施， 是生产责任制。”
但是， 到了1962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以后， 突出强调阶级斗争， 以上这些， 都被当作“单干风”、“资本主义倾向”， 是“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 而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强行纠正。例如， 1962年5月10日， 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杨伟名、贾生财、越振离3个共产党员， 联名写了 《当前形势怀感》的一封信， 向各级党委建议在农村实行“新的社会主义性质单干”， 主张这种单干“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 牲口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 也不能出租， 劳动致富， 生产发家， 剥削行为概不能有。”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但当省委得知中央工作会议批评了“3个党员来信”之后， 便把这封信定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作为反面教材，在干部中逐条进行批判， 并给3个党员定性为“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再如， 当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赵伯平同志，就曾认为“包产到户”不一定是单干，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这个被后来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观点， 当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不仅如此， 而且有的还对主张包产到户的干部进行了错误的组织处理。如当时的长安县韦曲公社党委书记刘国柱， 就是因建议实行包产到户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开除党藉， 开除公职，机关留用。实行包产到户最多的清涧县， 在西北局和省委检查督催下， 曾两次召开“三级干部会”，集中揭发批判所谓的单干风，涉及84名干部，其中公社党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19人，除人人深刻检讨外， 还对6人给予了纪律处分。
经过从上而下集中批判和纠正所谓的单干风，包产到户“基本上刹住了”。1963年3月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工作的报告》中说： 全省过去已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1 338个生产队 (占总队数的0.8%), 已有1207个生产队“重新组织起来”。这一年， 还多次强调纠正田间作业包工到户和所谓的副业单干。但事实上“多是从行动上刹住了， 思想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有些地方还有明纠暗不纠， 或者纠正了又反复的现象”，很难彻底“纠正”。例如， 1963年6月省委在一份报告中说， “神木一部分地方比清涧还严重， 至今还有90多个大队在闹单干”。同年12月，省委转发的一个材料仍称： 延川县贾家坪公社， 从1961年起， 单干风一直没有停止过， 全公社25个党支部没有一个抵住单干风。实际上， 一直到70年代末， 全省一些地方仍然在暗中搞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