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村信贷改革

农村信贷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随着农业生产目标和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改变。
广东省从1950年开办农村信贷，当时的方针是“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贷款的对象是个体农民，主要解决一般农业生产资料的资金需要。1953年土改完成后，农贷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互助合作组织，并开办国营农业信贷。1950—1957年，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自上而下下达农贷指标，各级农行存款上缴，贷款下拨，存贷两条线。贷款专项专用，不得互相调剂使用，更不能突破指标。1958年公社化后，农贷主要支持社队发展集体农业生产，重点是发展粮食生产。1958年10月至1961年6月，农村信贷实行“差额包干、一年两算，半年差额，基本不变”的办法。后由于“存贷差额包干”办法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1961年7月至1963年11月又恢复“上存下贷”的农贷指标管理体制。1963年后，为适应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实行“农贷资金固定制”，即在省、地、县原有农贷资金的基础上，经过调整稳定下来，实行多收多贷、少收少贷。加强了农贷资金的管理责任，这一办法一直延用到1970年。1971—1978年，农村信贷的重点是支持“农业学大寨”运动，大量农贷资金投入建设“大寨田”、人造平原和围海造田，农村信贷相应改成“年中新增包干”办法，即每年6月底农村存款余额比上年6月底增加的部分，可以和原有的农贷指标统一安排使用，为以后实行农贷包干办法打下了基础。
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逐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信贷总的原则是实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管理体制。1979—1980年实行“小包干”，即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存款与贷款资金实行包干。1981—1984年实行“大包干”，即农村全部存款和贷款按省、地（市）县层层包干。1985年后，农村信贷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自主经营”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变了计划指标层层下批的管理办法，初步解决了信贷资金“供给制”和“大锅饭”的问题，提高了信贷资金的运用率。1989—1991年治理整顿期间，国家恢复了行政手段和直接调控的办法，一方面对信贷总量实行总额控制，另一方面对一些贷款项目实行指标管理，多存不能多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3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信贷规模和资金投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广东省农村信贷在资金投向方面实行了五个转变： 一是从主要支持“小农业”转变为支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二是从主要支持农村集体发展自给半自给的生产转变为重点支持承包户、专业户和各种经济联合组织发展商品经济；三是从支持传统农业耕作技术转变为支持推广和综合运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四是从主要支持生产环节转变为支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五是从单纯支持内向型经济转变为内、外向型经济一并支持。对信贷结构也不断进行调整。1979—1985年着重支持农村生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1986年以后，农村信贷逐步转向与科技兴农、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山区造林种果及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结合起来。1986—1991年，发放支持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贷款58. 65亿元，支持农业综合开发贷款17. 5亿元，扶持49个山区县造林种果，加速脱贫致富贷款45. 36亿元，支持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贷款13. 6亿元，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42年的广东农村信贷，什么时候信贷工作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顺应广大群众的意愿，与发展商品经济相结合，讲求经济效益，信贷工作就得以发展，反之则受影响，如1958年公社化后，农村财贸机构下放人民公社，农贷被挤占挪用，效益很差，有30%的贷款成为呆帐；“文革”中、后期，大量农贷资金投入“大寨田”，不讲经济效益，导致17.5%的资金沉淀浪费。1979年后，重点支持发展农业商品生产，按经济规律办事，特别是1985年起农村信贷实行“实存实贷、自主经营”的政策后，基本解决了信贷资金的“供给制”和“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村信贷工作干部的积极性，从宏观到微观各方面的效益都比较好，开创了农村金融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