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融深化论对金融学说的发展

金融深化论在金融学说方面的发展，主要是：货币债务中介说，货币与投资互补说，金融经济发展说。
1.实质货币余额是什么？新古典学派（这主要是指凯恩斯学派）一直认为它是财富或代表财富。他们认为，实质货币余额是财富或代表财富，其意义是：(1)它是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社会总收入的公式由Y'=Y+△(M/P)构成。由于实质货币余额与M呈正相关，与P呈负相关，因而只要M增多或P减少都要增加实质货币余额，反之，则反是。假定M不变P变动，或P不变M变动，也会使实质货币余额变动。社会总收入是在货币供给者与货币持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由实质货币余额变动而形成的这一部分社会收入的变动，也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2)它能够带来收益。其收益公式为i(M/P)(i代表利率)。所带来的收益分配可以被货币供给体系（货币管理当局和创造存款的金融机构）占有，也能够被货币持有者占有。前者占有收益的方式是“货币发行税”，新古典学派认为，在供给的是信用货币或非金融货币的条件下，货币供给体系供给的货币是无成本的，增加供给的货币形成货币供给体系的“净收益”，即“货币发行税”。如果增加的货币供给以存款利息的形式支付给货币持有者，则“货币发行税”便转移给货币持有者。后者占有收益的方式是货币供给者以存款利息的形式支付给货币持有者。此外，货币持有者还能够从物价下跌中获得收益。(3)实质货币余额作为财富既然能够带来收益，它便是一种生产要素。这样，生产函数的总公式为Y=G(K,L,M/P)，在这里，Y代表产出，G代表函数关系，K代表物质资本，L代表同质劳动力，M/P代表实质货币余额。这三个要素是能够替换的；如果M/P增加，会导致K和L的减少，反之，则反是。(4)实质货币余额既然是财富，政府就可对其征税。征税有两种形式，一是发行货币的印花税，二是通货膨胀。征收前一种税，与其说是限制货币供给，不如说是限制货币持有；征收后一种税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使货币持有者的财富转移一部分给政府。
但金融深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爱德华·S·肖认为，实质货币不是财富而是债务。爱德华·S·肖说：“任何形式的货币——硬币、纸币或存款——都是发行者的债务，而不管发行者是货币当局还是私人银行”(同上书，56页)，因而“实际[质]货币不算作社会财富，实际[质]货币的增长也不被当作社会收入，货币不是一个生产性要素”(同上书，54页)。爱德华·S·肖认为，货币当局供给货币是由政府购买商品、劳务或转移支付而产生的，它形成对“私人部门”（实际上是指社会公众）的债务净额。由于这样的债权债务关系“外在于”私人部门，因而他把由此而产生的货币称做“外在货币”。爱德华·S·肖认为，私人银行供给的货币是由私人银行购买私人部门的初级证券而产生的，它形成私人银行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债权债务。由于这样的债权债务关系内在于“私人部门”（把私人银行也看成是私人部门），因而他把由此而产生的货币称做“内在货币”。“外在货币”以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为基础，“内在货币”以私人之间的债务为基础，因此，总的说来，一般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或者是政府的债务，或者是私人银行的债务。但是，价格水平的变动，对“外在货币”的影响与对“内在货币”的影响不同：前者，影响财富在私人与政府之间的分配；后者，影响财富在私人部门之间转移，使得一个部门得益而另一个部门遭受同样的损失。爱德华·S·肖认为，社会经济部门可分做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盈余部门可拥有货币和非货币的金融资产，由于它收大于支，总会有净债权；赤字部门作为投资部门，可拥有实物资产和一部分货币，由于支大于收，它总会有净债务。如果仅从这两部门来说，净债权与净债务抵消后，不增减社会收入，更谈不上增减社会财富。爱德华·S·肖认为，货币作为一种价值贮藏的手段，可能替代物质财富和有价证券，但这种“替代”的弹性，在经济落后的社会里“逐渐趋近于0”，也就是说只有极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把货币作为一种生产性要素在产出中能够随意与物质资本、劳动力替换，是不成立的。
2.新古典学派一直认为，实质货币余额与投资存在着替代效应：即实质货币余额增加——投资减少；投资增加——实质货币余额减少。引起这种替代效应的主要因素是真实利率即d-p*(d代表名义利率，p*代表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新古典学派认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技术的条件是趋同的，商品的价格变动是可预测的，企业家增加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是可预期的，资产收益率呈平均化的趋势，真实利率与投资呈反向相关函数关系。降低d-p*，就能减少人们对实质货币的持有，增加投资；相反，提高d-p*，就能增加人们对实质货币的持有，减少投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替代效应”。“替代效应”表明：货币与实质资本(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
金融深化论的代表人物罗纳德·I·麦金龙认为，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单位是相互隔绝的，各个经济单位生产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条件极不相同，所生产的同种产品的价格极不一致，资产收益率难以形成平均化的趋势，因此，企业家对未来市场上产品价格的变动难以预期，也难以预测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利率与投资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降低d-p*，不一定增加投资，提高d-p*，不一定减少投资。在麦金龙看来，由于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缺乏资金，需要更多的货币积累，因而提高d-p^*不是刺激投资减少，而是刺激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有利于增加投资。所以，他们认为：d-p*与储蓄存在“互补”关系。在麦金龙看来，发展中国家经济之所以不发达，就是由于d-p^*太低，甚至为负数，这可能是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要解除人为的压制，要消除通货膨胀，使d-p^*成为较高的正值。但d-p^*的提高有个限度，如果d-p^*提高大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则货币持有者又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而不热衷于投资，这样它们的“互补”关系，又会转变成“互相替代”的关系。
但是爱德华·S·肖不认为实质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有“互补”关系。他认为这种“互补”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单位限于“内部融资”的条件下的；但只要发挥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经济单位不限于“内部融资”。因此，他强调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作用。他与麦金龙的共同点是：都主张金融自由化，以提高d—p^*,d—p^*提高后有利于金融机构吸收储蓄，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他认为，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将实质货币余额转化为储蓄，将储蓄载化为投资，能降低实质货币持有者的风险，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增进投资者的收益。
3.麦金龙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著作是他完成的布鲁金斯学会交办的课题，课题完成后，即将出版时，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克米特·戈登作序说：“在本研究中，罗纳德·I·麦金龙描绘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途径。他没有局限于资本的稀缺，而集中注视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上普遍可见的严重扭曲”(麦金龙：《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文1版，原版序言，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因为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强调资源、实质资本、管理能力、其他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把金融纳入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但麦金龙与众不同，他强调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概括地说，其观点是：(1)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完全，经济的发展只能靠“内部融资”，而“内部融资”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必须有一个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单位需要内部积累，内部积累可采取实物形式，也可能采取货币形式，采取前者的形式成本高，采取后者的形式成本低；(3)有了内部积累才能进行投资，投资与技术变革是结合进行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割裂性的经济结构里，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不同规模的企业使用水平相距很大的技术，去生产同样的产品；在农村和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同时，农场和工厂仍然继续推行机械化；不同地区、部门、企业的资本报酬率极不相同。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就不能只注重现代化大企业的资本积累，更要注重中小企业的改造和提高，就要消除“金融压制”和金融垄断。麦金龙和肖都认为，在金融垄断的状况下，地下金融就很活跃，而地下金融活跃就不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要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必须发展有组织的融资，只有有组织的融资才能提高融资效率。在他们看来发展有组织的融资，就是要发展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在放开利率，使d—p^*有较高正值的条件下，有了众多的金融机构，就能有更多的积累，就能将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结合起来，就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促使经济发展。所以，金融深化论的“金融经济发展说”不是单纯地摈弃“货币中性论”，而是强调金融机构多样化，强调通过金融市场，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以消除各地区、部门和企业的差异，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平稳增长。
如果把“金融深化”的程度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来看待，则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需要修正。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通常表述为这样的公式：
G=S/K=SQ
式中，G为经济增长率；K为投资与产量或与收入之比；S为储蓄倾向；Q为资本生产率，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可能增加的产量或收入。
公式表明，在市场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储蓄倾向S与资本生产率Q的乘积。一些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公式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时，通常把储蓄倾向S假定为一个常量。但“金融深化论”则认为S不是常量，它受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S与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呈正函数关系。把“金融深化”程度纳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模型的公式就要修正为：G=QS(G;P)。这一公式揭示了经济增长—储蓄倾向—金融深化三者的关系，同时又表明“金融深化论”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补充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