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过渡时期的初级社

1953年6月， 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11月， 全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 迅速在农村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教育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 结合贯彻1953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 省委进一步抓紧了建立农业社的工作， 推动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快速发展。1953年11月提出的计划， 要求冬春新发展176个农业社，加上原有的264个社， 共可达到440个社。但到1954年2月， 实际已建立起530个社。
1954年3月， 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建社工作应逐步收缩”的指示确定， 除正建的外， 都一律缓至夏收或秋收后再建。同年6月底， 合作社已达883个。同年7月下旬召开的中共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省委的工作报告提出， 到11月底前， 农业社要发展到1969个， 到1957年入社农户要占到总农户的34.9%。
当时， 由于总路线的广泛宣传， 造成建社入社的强大声势， 加之多数老社增产的示范作用， 各地都纷纷要求建社。所以， 到1954年底， 农业社的数量就由9月底的1970个增加到3 048个， 基本上是县以下区区有社， 入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2.2%, 其中有874个村庄， 入社农户在80%以上。进入1955年春，农业社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到同年3月， 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猛增到11 721个， 入社农户353 162户， 占总农户的11.42%。据当时各地对10 918个新老社的排队， 巩固和基本上巩固的一、二类社占88%; 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加之工作粗糙， 社员疑虑不安， 社内不团结， 领导骨干弱， 生产混乱或陷于自流状态的三类社占12%, 个别地方占到15%。
事实证明， 1954年6月以后到1955年开春的建社工作， 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也有不少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在贪多、贪大、求高、求快的急躁情绪支配下， 有的乱提口号， 乱扣帽子； 有的不顾条件 “一鞭子吆”； 有的搞 “户户报名， 村村建社”， 对报名入社的 “敲锣打鼓欢迎”， 对不入社的“轮班说服”， 甚至说： “不入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入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如此等等。在具体工作中， 过急地把牲畜农具 “归大堆”， 而且作价偏低， 还期过长； 有的还宣布取消了土地报酬， 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1955年春季，农村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农民不积极锄麦、翻地和积肥， 不投资生产， 抢购生活资料， 大吃大喝。有的卖大畜买小畜，卖掉耕畜再入社； 还有的乱杀耕畜， 滥伐树木， 甚至赶走羊群 “躲社会主义”。耕畜羊只乏瘦死亡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仅榆林专区就死羊11万只。个别地方还发生群众闹事、拉牛退社的现象。仅宝鸡专区， 拉牛退社的就有1 250户， 有31个社自动解散。澄城县1954年冬建起的84个社， 其中有21个社的一些社员要求退社， 从1955年2月初到3月下旬， 先后将已入社的224头耕畜拉回， 占入社耕畜总数的18%。这些问题的出现， 除了建社工作本身的原因外， 同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和市场供应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中共陕西省委于1955年2月5日发出 《关于当前发展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接着又于同年3月21日发出 《关于迅速全力转入领导春耕生产和做好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要求各地 “再把我省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 对正在建的社作 “适当收缩”； 建社进入第二阶段， 但条件极不具备， 勉强建成也难以巩固的， “应坚决停止， 转为互助组”； 全省秋收以前， 一般都停止建社。这些指示传达贯彻以后， 逐步稳定了农民的情绪， 生产秩序恢复正常， 有效地缓和了当时农村的紧张情况， 使已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多数得到了巩固。但由于一些基层不愿修改原来的计划， 有的农村干部存在迟建社不如早建社的思想， 因而仍然坚持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社； 与此同时， 个别地方在贯彻省委上述两个指示时， 草率地宣布 “愿入社者留， 不愿入社者退”， 或者不问情况都转为互助组。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4月5日发出通报， 要求各地在整顿、巩固工作中慎重地处理退社转组问题， 坚决纠正简单急躁和畏难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