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文化及其沿革

西方文化，是一个范围极大的概念。它包括西方的精神思想传统、价值伦理观念、文学艺术成就、意识形态理论、风俗礼仪系统、语言文字体系，等等。但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却是有一定的特指意味。它指的是具有西方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可以看作是西方人之为西方人的精神背景。
西方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在逻辑上很难给出一个抽象的定义。西方人在不同的时代对其文化特质有不同的看法。欲了解和把握西方文化的内涵，关键的一步，就是描述出西方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文化（广义）的概括。
从哲学发展的高度看，西方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大阶段：一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本体论”阶段；一是由笛卡尔哲学开创的“认知论”阶段；一是由黑格尔开创的“认知论—本体论统一”的阶段；一是由近来分析哲学和人本哲学所代表的认知论和本体论分裂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思想内核，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作“西方文化”的东西的精神实质。
古希腊及中世纪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客观内容。古希腊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早期。古希腊人对西方文化的重大贡献即是确立了西方文化的对象。古希腊哲学的特点，专注于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专注于世界的本体和本源。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火”，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阿拉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无限物”，毕达哥拉斯则认为是“数”，巴门尼德认为是“存在”，色诺芬尼认为是“神—全”，原子唯物论者、恩培多克勒等人认为是原子或土、水、火、气等具体物质。作为早期的人类思维，希腊人还来不及细细考察人的认识机能，只能把认识的重心放在外部世界。由于古希腊的文化特征是外部世纪的存在问题，所以，古希腊文化的界定也就受制于外部世界的研究。古希腊的文化观，大致有以下一些特征：
(1)文化是和谐的。古希腊文化反映出物我不分的早期思想阶段的特征。由于没有物我之分，和谐便成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古希腊人看来，美与善是和谐的。古希腊人的美学就是古希腊人的伦理学。希腊人的艺术是属于全民族的，无所谓爱好与否。在艺术中，古希腊人注重艺术的内容，艺术不是为艺术而存在，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样，古希腊人认为，身与心是和谐的。美的灵魂出于美的体魄。希腊民族既是艺术和音乐这些陶冶心灵的艺术的爱好者，也是体育这门健壮肌肤的运动的喜好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论及的希腊的教育，就分为体育与音乐两种。前者用于养身，后者用以养心。另外，古希腊人还注重人与国家的和谐。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国家即是那些为求得至善生活的人组织起来的产物。国家是个人求得至善生活的工具，在逻辑上应先于个人而存在。古希腊人既爱国家，又爱个人的自由。二者应当谐调一致。此外，古希腊人还注重人与神的和谐。希腊宗教由拜物教演化为多神教，最后形成一个由众神组成的系统。希腊的神和人是没有根本差异的。神有人性或劣行，人有神性或高贵。神与人的和谐是古希腊精神的重要特色。
(2)文化以知识为主体。古希腊开创了西方文化中的知识性传统；对世界的认知一开始就力求建立在知识结构—理论的水平上。柏拉图学说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柏拉图对知识的强调，一直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亚里士多德曾把柏拉图的学说分为辩证学说、伦理学、物理学三个部分。柏拉图在当时就曾力图以系统的知识去把握世界。柏拉图认为有两个世界：即理念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两个世界的把握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理知的对象，是存在的根源，是永恒不变、超越感觉的存在；后者为感觉把握的对象，是生灭变幻的现象世界。柏拉图的理念，是西方文化中的抽象法则，最高存在，原始概念，是逻辑上在先存在的前提和目的。由于把认知的对象和目的确定为一种抽象的、超感觉的实在，因而就使对它的认知方法高出一般的认知方法。柏拉图提出了理性的认识方法，虽然当时是神秘的玄妙的，但对人类文化由经验向更高层次的飞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柏拉图对人的认知方式作了经典的划分：

这种认知等级和方式，来源于对外部世界的分类。正是这一认知系统，一直成为西方文化知识系统中的主干。
(3)文化的形而上学性质。西方文化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一种追根寻源的精神。就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而论，他所研究的学科据传有好几十门。亚里士多德对数学、物理学、神学、伦理学、政治学、艺术、诗学、修辞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一书，就从五个方面深入研究了逻辑思维的法则。a.范畴篇，论述事物之间的类别；b.解析篇第一；c.解析篇第二；此两篇都论述分析是非、解释事理的细则；d.雄辨篇，论用言辩取胜之道；e.驳诡论篇，驳斥当时诡辩学者的谬论，论证是非的逻辑标准。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许多具体科学中抽象出研究一般原则的科学，即研究事物一般特征即“共相”的科学。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的学科。这种第一哲学，后来就演变成对物理学之外的学科对象的研究，也就成了后来追究事物终极原因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探求精神，后来逐渐渗透到西方文化的根源中，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和发展动力。尤其是对终极原因的思考和探索，使西方文化中出现宗教思想(尤其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宗教神学)成为必然。
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源泉。古希腊人在向外追求客观存在真谛的同时，为自身以及后代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构造了基本的框架。西方文化的客观内容，在古希腊已具雏型。后来只是逐步展开和发展。我们所提到的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只是最明显最基本的几个特征。西方文化的鲜明特征还得在以后的几个时期展开。
笛卡尔开创的以认识论为主体的近代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主观精神。近代哲学的特点是着重研究人的认识方式、认识能力，以及构成认识的条件。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由追寻世界“是什么”，发展到“我们的认识方式是什么”。由外在的本体论问题，发展到了内在的认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和发展，充实了西方文化的内容，尤其是突出了西方文化中的主观精神。
主观精神实质上就是主体的理性。对人类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认识过程中理性及其作用的研究。洛克等经验主义者着重研究了理性中感知的一面，而笛卡尔等唯理论者则着重研究了理性中知识的方面。前者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后者促进了逻辑和数学的深化。使得西方文化中经验分析和理性构造两个既相互对立又互相补充的传统凸现出来。近代哲学在主体性方面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1)自我意识作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哲学的精神源头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使人的精神解放出来，使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了合法的地位。经院哲学使希腊哲学对外在本体的追求走入死路，使人的理性束缚于神的存在的僵死的思辨中。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和新大陆的发现，加速了人们的自我觉醒过程，使人们感到对圣哲的垂训有重新评估的必要。永久的天国，不复为人生的理想，人们复归于自由的人的存在。人的发现，实质上就是人的存在意识的发现，人体验到自身是确定无疑的自足的存在，人还能用理性的方式证实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箴言，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识觉醒和解放的宣言。除了人的自我意识之外，其他存在都值得怀疑。人的自我存在俨然是一座理性的法庭。无论是物质的宇宙，还是精神性的心灵，都不存在神秘莫测之事，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经由自我及其认识方式（数学）弄得清楚明白。由人的自我，可以推导出一套新的知识系统，区别于古希腊从外在于人的自我的整个存在推论出的本体论体系。这种自我意识的确立，实质上是思维的中心地位的确立，也是认识论在人类精神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欲得到明确的知识，不得不以思维为标准。思维或理性成了精神发展的首要条件。难怪有人把西方文化称作知性文化，即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以宏扬自我、理性、知性等认知条件为核心的。
(2)逻辑分析和构造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工具。由于自我成为精神文化的中心，对世界的认识就不在于世界“是什么”，而是“我怎样构造它”了。近代哲学尤其是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开创了以理性方式构造世界的主体认知方式。他们以科学理论为工具，力图用一种不矛盾的、系统的方法，说明世界的存在方式。他们注重的不是世界本身是怎样存在的本体论问题，而是我们怎样把世界构造得更合理的问题。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对世界的存在着力进行了构造。他们都以逻辑或数学为出发点，或用“实体说”，或以“单子论”为世界的存在构造了一种认知的模型。斯宾诺莎用几何学方法构造出他的哲学体系。几何学方法是以空间的直观为基础，进而演绎出它的性质和法则。当把这种方法用于哲学时，就必须设想一个如同数学上绝对的空间的存在物，斯宾诺莎假定哲学上的绝对存在是“实体”或“神”。这是推论的基础，其他一切的推论，都出自这个绝对开端和存在。说“实体”是产生万物的原因，并不是说它象日常意义上所确信的那样生成万物，而是说，用几何学的原则看，实体作为绝对的空间或出发点，在逻辑上必然蕴含万物的逻辑推论根据。就象几何学中三角形的设定在逻辑上就先验地规定了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的法则一样。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得西方精神文化传统主体可以脱离具体的现实存在来构造纯粹理论，使得主体可以不在客体的干扰和影响下独自发展和存在。这虽然容易引起二元论以及造成极大的思维矛盾，但在近代精神文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主观精神的创造性发展中，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其最重大的成果，就是西方文化中理性思维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逻辑构造、系统认识世界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
(3)对经验的深入研究和注重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与东方文化的直观顿悟方式不同，西方近代文化一开始就把细致的经验分析引入了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过程中。培根着重从方法论上论述了人类经验的价值和幻象，洛克则从知识论上全面考察了认识过程的经验细节。而这些考察的成果，积淀在西方文化的深层，成为西方科技文化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依据。
培根认为人类认识的第一步就是应当清除日常经验中的非科学、非批判成分。他把这些成分称之为“成见”或“偶象”。这些成见和偶象主要表现为四种：a.种族偶象，即人类共有的经验假设：如古希腊人由于审美上的和谐说而把天体运行的轨道也认定为圆形的；b.洞穴偶象，即由于个人天性和生活条件的限制而生发的认识偏见；c.市场偶象，即由语言和文字的意义之影响而产生的认知偏见；d.剧场偶象，即由盲目从众而信仰未经批判的权威或传统而生发的认知谬误。上述四种偶象是日常生活中诸种认知错误的经验概括。培根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偶象，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的经验认知方法。科学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抽象的逻辑方法也不是日常的经验积累法，而是科学的经验归纳法。科学的经验归纳法包括收集、整理、抽象三个阶段，而这才是认识世界进而控制世界的根本方法。
洛克更细致地发展了培根的经验方法，从而建立了经验的知识论。在洛克看来，人心原是一张白纸，必须接受外界的某种印象，再生出某种观念。这种简单的观念，经人心的反省加工，成为某种复杂的观念。人心由被动的接受印象到主动地反省和加工观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谓知识，就是我们观念的协调与不协调而已。我们的观念只是实在事物的代表，而不是其本身。我们的认识的根本界限就在这里。但我们认识的希望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经验的观念说去批判超越经验的各种道德、宗教、政治说教。一切权威都应归于经验，也就是一切权威都应归于个人，这对西方精神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宗教、政治的启蒙运动推动极大。
西方近代以认识论为主导的哲学发展，使西方精神文化具有更加鲜明的特征。尤其是对以主体征服客体为主导的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作用甚大。西方近代文化突出了西方文化中的主体精神，人的觉醒、理性的发展在逻辑上超过了对客观世界本身的认识。认识论压倒了本体论。但是，这种以主体觉醒为主导的主观精神的发展，也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主体在根本上不可能脱离客体而存在，认识论脱离了本体论也只能以“深刻的片面”的肢离形式发展。因此，认识的确定性怎样确立、认识的条件怎样证实、认识的必然性怎样保证、认识的主观精神怎样转化为客观实践，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解决。以辩证方法解决主客观之间矛盾的康德、黑格尔哲学应运而生，以宏观的精神框架重构了西方文化的整体性特征。
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宏观框架展示了西方文化的系统特征。在西方精神的演进过程中，古希腊注重客体即本体论的研究；近代哲学注重主体即认识论的研究；而德国哲学则注重主客体的统一即精神文化体系的研究。西方一些论者因而把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发展时代称为“思想体系的时代”。
近代哲学对主体的重视，推动了对人的精神领域的研究。但近代哲学由于认识论上强调主观性，使得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分门别类，各有侧重。尤其是近代哲学偏重主体的认识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精神文化其他功能的开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哲学忽略了或回避了外部世界或整个存在的问题。理性与感性、科学与宗教、主体与客体、相对与绝对、个别与一般等思想精神领域的内在矛盾亟待解决。于是，以正视和解决思维与存在之间矛盾的德国哲学就应运而生。德国哲学对人类精神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颇大，主要表现在：
(1)文化是由知、情、意等精神功能构成的整体。近代哲学虽在知识、情感、意志即认识论，美学、伦理学诸方面都有分门别类的研究，但是，只是到了由康德开创、由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发展的德国哲学提出一个统一的框架后，知、情、意才被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康德第一次站在主体能动性的高度，全面考察了人的知、情、意的认知和实践能力。康德以前的哲学家，无论是经验论还是理性论，虽然对认识的起源和手段存在不同看法，但对认识的可能性都未加批判的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接受下来。但康德则认为，必须考察认识是否可能这样一个前提。只有用批判的方法，考察认知的前提条件后，才能确认人类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和限度。或者说，只有在逻辑上为人类的理性制定法规后，才能保证理性在与事实的关系中不犯错误，进而为事实的世界确定规则。对人类知识能力的这种“先验”的批判，不仅为人类的知识能力，而且还为人类的审美能力和实践能力确立了地位和限度。这就为建立以知、情、意为核心内容的整个人类主体性结构奠定了合理的基础。康德哲学的主体性结构及其分类原则，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
(2)文化是包括人类知识全部历史和全部门类的辩证发展系统。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已不是一般地考察精神文化现象，而是把精神文化现象抽象为一个辩证的、逻辑的、历史的、永恒发展的系统。这个系统既非客观的（它不是经验论讲的感知对象），也不是主观的（它不是理性论讲的纯粹自我），而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具有古希腊精神文化中本体论的存在性，又具有近代哲学精神中主体的自我认识，它是一个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体，或者说，它是自然上升为理性、理性在自然中实现这个人类精神理想在哲学上的抽象。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认识论的各个范畴、阶段、派别，人类知识的各种领域，都融汇在一个向前发展的辩证整体中。存在向精神不断转化，精神中的低级特性不断向高级特性转化；艺术、宗教、哲学在根本上并非互不相干的学科，而是精神本身实现自身的不同阶段。精神文化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既不是客体的属性，也不是主体的工具，而有其自身的有机生命。精神文化有了自身的自足性和本体地位，又能自己实现对自己的认识。黑格尔的这种精神发展观，使西方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文化获得了一种宏大的、辩证的、包容一切的系统性。
(3)文化发展的道路和研究的方法具有其特殊性。近代主体精神的觉醒，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及理性的成果。自然科学方法因而就成为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由于德国哲学对精神文化内在的辩证特征的揭示，精神的发展的独特方式用自然科学方法已不能概括和说明。尤其是德国哲学之后的精神文化概念已涵盖人类的整个知、情、意领域，自然科学方法就难以说明了。精神欲说明自身，只能运用自身的方法。包罗一切的精神文化欲说明自身，就得运用一种包罗一切的科学方法。于是，便有狄尔素等人提出的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Geistwissenshaften)。自然科学方法描述事实，精神文化科学方法解释原因；自然科学认识事实是为了寻求事物的因果关系，文化科学解释原因是为了揭示内在的意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差异。精神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方法，因而人文科学就有其存在的价值。精神文化科学在方法上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们在存在上的合法性。
德国哲学由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第一次从宏观上勾勒出了精神文化科学的整体特征和系统构架，第一次确立了哲学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趋向、目标。人们日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概念，除包括古希腊对客体的追求（包括中世纪对上帝的追求）以及近代对主体的确认外，更多地是泛指德国哲学中所触及的那个包容一切精神现象的文化内涵。虽然在黑格尔哲学中把它称为精神，或称为绝对，但这正说明西方对文化的概括已达到顶峰：西方文化就是西方思想漫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展示其本来面目的绝对精神。
当代哲学的批判精神反映出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德国哲学的宏观构架创立了一种综合的文化精神态势的话，那么，当代以分析—科学哲学和人本哲学为代表的两个极端则是揭示出西方精神文化的分裂趋向。然而，正是这两种貌视对立的趋向，反映出西方文化人文和科学两大价值特征。
由古希腊、近代以及德国哲学所开创的西方文化源流，实质上也非常注重科学与人文两个方面。人和科学历来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核心。但是，只是到了以存在主义人本学为代表的当代人文科学和以分析—逻辑哲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方法论创立以后，人和科学才被突出到极高的地位。人作为知、情、意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知识的主体第一次在文化中凸现出来；科学也从一般学说和膜拜的对象变为批判的方法和哲学的工具。西方文化中对独立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及科学方法的价值的承认，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当代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特征在于：
(1)人本主义对个人的存在的关注，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存在主义是当代人本主义哲学的代表。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根本批判反省(主要表现在对“存在”这一精神抽象核心的思考)，根本上冲击了西方传统的精神文化观。
海德格尔的思想的核心是对“在”的研讨。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本体论讨论所的存在，其意义并没有清楚明白过。他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这个“在”的意义。这个在的意义的揭示又必须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人的存在的最原初的规定性就是“在”，即他在什么规定性都没有取得之前必定是“在”那里了。因此，理解人的存在对理解在本身的意义，有一种优先的地位。
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具体的、原初的在世活动及其方式，以及对这些活动和方式的体验。“在”本身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经由对具体事物（在者）的研究所给予，而只能在人的在世的各种活动及情感体验中被显露出来。所谓“在世”，就是在世界中，而不是世界在我的意识中；人的存在在世界中的活动也并非是思辨的认知活动，而主要是带着直接意识—情绪体验等形式的与物和人的交往活动。人的存在中最能显露其存在本身意义的状态是对“沉沦”、“烦忧”和“死亡”这些情绪的体验。沉沦使人悟彻到自己的处境；烦忧使人觉察到自身的自由和责任；死亡使人反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切所产生的揭示和启发力量，都使存在主义的本体论具有其独特的意义，都有助于使人领悟存在主义所说的“在”的含义。
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不是一些清楚的概念加上符合逻辑规则的推论所得出的便于理解的结论；这样反而会导致对它的误解。它避免使用过多的哲学术语而更乐于使用隐喻。海德格尔注意语词和语言本身对哲学思考的限制，不断深入到哲学起源以及词源的源头中寻找新意。他晚年为打通通向对存在的“在”本身的思索之路，力求用诗的语言思索并对语言本身加以思索。其哲学开始由存在主义向哲学解释学转向，逐渐使人们对西方文化在认识、知识、主体意义上的把握，转变为对文化尤其是文化载体的个人的存在的意义、方式的思考。文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的对象或外在于人的东西，文化就是人的存在或存在本身。
(2)逻辑分析哲学的发展充实了文化中的科学精神。逻辑实证主义是逻辑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和哲学之间之所以在发展成就上出现差异，是因为前者的陈述是可检验的，可以作为普遍的学说被认知，而后者的陈述是不可检验的，永远停留在无尽的思辩中。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的陈述缺乏客观上的可检验性，而是它在根本上不能解决用什么样的语言传达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注重语言的研究。一些人通过研究日常语言，证明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而另一些人则致力于形式化的语言系统及人工语言的研究。哲学没有现成的经验对象，而是为概念和命题打交道的活动。实质上，哲学是分析自然语言（或命题）以及人造语言（或命题）的活动。这种活动有两个目的：一是从哲学中清除一切没有意义的论断和假问题，二是为有意义的判断提供模型和结构。哲学的任务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取消和认可哲学问题，这实质上是在哲学研究之前先验地确定哲学研究的条件和可能性。这是康德理性批判哲学在新条件下的复活。
著名逻辑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认为，近百年来方法论领域使逻辑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其意义和目的就在于要让逻辑科学像数学那样，让人在思维中准确地使用符号和公式。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在分析语言的同时，还应借助现代数理逻辑的方法，用语言的句法（或语法）系统将语言的分析和数理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有了语言的逻辑句法，就有了一套逻辑分析能精确运行的概念系统，或者说，就有了一套形式化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去建立哲学体系，消除形而上学的任务就真正完成了。因为，传统哲学或传统精神文化问题的要害，并不真正在于它们是无意义的，而首先在于它们没有科学的表述形式。
逻辑分析的方法的片面性和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毕竟鲜明地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以科学一逻辑方法为主导的批判理性精神。
西方当代文化的发展，在人文和科学两个方面都有“深刻而又片面”的成就。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客体、主体、主客体统一的精神模式，在当代文化发展中都经历了深刻地批判反省。西方文化发展由古希腊对外界的注重、近代对主体的注重、德国哲学中对文化系统性的注重等不同特色的创造发展阶段，进入到当代全面反省和思索的阶段。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文化正处在对西方精神文化成就的全面反省期，是文化传统的解释期和消化期。新的文化尚未产生，传统文化的意义仍在不断开掘。面对饱和的精神和物质文明，作为精神文化整体的“西方文化”，正在寻找选择自身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