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统一生产管理

人民公社成立后， 生产队每年种植什么作物， 种植多大面积， 都召开社员大会讨论。但都是按国家下达的计划种植的， 叫种什么就得种什么， 叫种多少就得种多少， 卡得很死， 生产队基本没有自主权。人民公社建立的20多年中， 种植业生产基本是以粮食为纲， 并规定发展指标。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 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 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 以北地区， 由1955年的75公斤增加到200公斤；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由1955年的104公斤增加到250公斤；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 由1955年的200公斤增加到400公斤。1958年2月，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在全省农业生产建设动员广播大会上的动员讲话中提出， 苦战三年， 基本改善农村自然面貌， 在七年内全省实现 《农业发展纲要》。之后， 在全省掀起了以实现 “纲要”为目标的生产高潮。上 “纲要”、过 “黄河”、跨 “长江” 的口号响遍全省， 粮食生产几乎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唯一的任务。很多地方领导干部说： “粮食不上纲， 书记不好当”。
在这种形势下， 经济作物在种植业中占的比重很小。1958—1975年， 经济作物年均种植面积只占总播种面积的3.26%。1977年开始纠正以粮为纲单一经营的偏向， 经济作物的比重有所上升。1977—1982年， 比重上升到7.9%。
社员耕种自留地， 经营副业， 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早在1955年10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中就规定： “社员应该有少量的自留地， 大约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 作为菜园， 或者用以经营某些补充的农作物和农业副业。自留地的产品供给家用， 也可以到市场上出售”。以后， 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中， 也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作了相应的规定。但1958年11月17日， 黑龙江省委《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具体政策的补充通知》中规定： “自留地在公社化以后， 社员已无力经营， 一律归公社所有。”对私人的猪、羊， 允许社员少量饲养。但强调由集体集中饲养。结果造成群众思想恐慌， 普遍发生杀宰猪羊的现象。1959年3月20日， 省委书记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时提出： “应该允许社员在完成集体生产任务的条件下， 经营每人不超过1分5, 每户不超过1亩的园田地， 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饲养适当数量的小家畜和家禽”。1960年12月23日， 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项补充规定 （试行稿）》中又规定： “社员自留地每人平均3分左右(地多地区可以多些， 地少地区可以少些)。但人口多的每户自留地总数不得超过两亩”。“自留地要由社员自己经营， 社员愿种什么就种什么， 生产队不干涉， 也不要集中种植。”“允许社员家庭经营一定的副业生产， 每户可养几口猪， 几只羊， 几箱蜂， 几十只家禽。”这些规定， 调动了群众积极性， 促进了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许多地方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 对社员家庭饲养猪、禽数量进行严格限制， 只准养一两头猪，几只鸡， 不准养母猪。宝清县尖山子乡东红村， 1956年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先进典型。1972年春， 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吹来后， 不许社员养母猪， 不许社员在园田地里种黄烟和大蒜， 不许社员搞家庭手工业。结果集体经济倒退了， 社员个人收入减少了， 由富队变成一个穷队。肇东县红光大队， 在 “文化大革命”中， 反对社员搞家庭副业， 不准社员种小园田， 不准社员养牛， 养母猪。全大队社员房前屋后的33公顷左右的闲田隙地全部撂荒， 几十户社员养的牛和母猪全被处理掉。刚刚恢复起来的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又一次遭到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80年5月3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试行稿）》 中规定： “社员在完成向集体投工、不影响集体生产， 不搞投机倒把， 不雇工剥削、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 社员有权经营集体分给的自留地， 除国家禁种的毒品外， 种植什么由社员自行安排， 任何人不能乱加干涉”。鼓励社员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养蜂， 每个农户可以养1～2头奶牛或肉牛， 3～5只羊， 有条件的多养几只也可以。因而， 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