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8年
1958年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广西公路建设贯彻国家交通部提出的“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发展地方交通”方针，研究和制定“二五”期间公路交通发展计划，改革公路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实行权力下放，加快公路建设，掀起了第二次筑路高潮。其来势之猛，发动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全广西数十万民工开赴深山野岭，安营扎寨，日夜奋战，修筑公路，从1958—1960年的3年时间共新修公路7 456公里，等于1950—1957年的8年时间新建公路的1.21倍，平均每年新建公路2 485公里，其中1958年新建公路3 936公里。但当时由于受大跃进“左”的思想干扰和影响，公路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在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体力劳动的条件下实行“全民大建公路”，绝大多数线路未经勘测设计就施工，加上资金、材料不足，都是搞“先通后善”的简易公路，没有达到公路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临时桥涵多，抗洪能力低，晴通雨阻，行车困难； 同时由于养路工作放给地方管理，出现重修建、轻养护的现象，管理不善，使路况迅速下降，影响公路的运输。1961—1962年不得不调整公路建设速度，缩减基建战线，正在施工的项目如邕江大桥、南宁至吴圩机场公路被迫下马缓建，这两年公路建设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等外公路仍然与日俱增，给公路运输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运输效率和经济效益滑坡。据1962年与1957年相比较，公路通车里程增加82.57%，营运汽车增加26.59%，客运量和货运量分别增长1.3倍和1.1倍；但客车与货车完好率分别下降16%和15.3%，客、货车百公里汽油消耗分别增加24.4%和15.3%，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减慢12.8%，单位成本上升0.2%，资金利润率下降15.1%。
1963年贯彻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工程质量的错误做法，注重做好规划、勘测、设计工作，讲求实效，对公路建设进行填平补齐，循序前进。1963年开始复工修建南宁至吴圩机场的二级公路，同年12月竣工，成为广西第一条二级公路；邕江大桥工程亦于同年3月复工，1964年6月竣工，成为广西跨越珠江水系大江大河的第一座公路大桥。
1964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公路养护和管理的指示》精神，对公路实行分级管理。自治区公路专业系统负责管理公路干线和主要县公路；地、县公路部门主要管理公社（乡）公路和一般县公路。并且在发动群众义务建勤养护公路的同时，加强专业化养护队伍的建设，提高养护技术水平，使公路路面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至1965年末，全自治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8 181公里，比1962年增长3.37%，并开始试用水泥沥青铺路面54公里，实现晴雨通车里程占公路通车总里程的比重由1962年的66.56%提高到78.95%。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公路交通的生产和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特别是在大串连时期，客运量急剧增加，挤占了货运能力；特别是1967、1968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给公路交通的生产和建设破坏很大，公路建设工期长，质量差，运输秩序混乱，运输效率降低，成本上升，利润减少。据统计，1968年与1966年比较，汽车客、货运量分别下降38.5%和44.8%，劳动生产率下降24.7%，成本上升1.9%，利润总额减少58.6%，资金利润率下降63.2%。
1968年自治区和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逐步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公路交通部门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公路交通建设仍然处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从1970年以后，自治区先后组织钢铁、煤炭、小化肥的“会战”，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各地纷纷要求修筑公路，并自觉行动起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修桥筑路。同时，根据当时战备的需要，强调加强“三线”建设，把工厂建在山区和分散、隐蔽的地方，公路建设也随着工业布局的转移，逐步向山区和分散、隐蔽的地方延伸，公路建设获得了相应发展，路面质量亦有所提高。据1978年末统计，全自治区公路通车里程达29 773公里，比1957年增长2.09倍，比1965年增长63.76%，其中用水泥沥青铺路面由1965年的54公里增加到4 271公里，占公路通车里程的比重由0.3%提高到14.35%。晴雨通车里程占公路通车总里程的比重由1965年的78.95%增加到91.11%。还建成跨越江河的公路桥梁4 508座，总长11.82万米，其中永久式桥梁占98.37%，基本实现桥梁永久化。同时，公路客、货运输量也有较大增长，1978年与1965年比较，客运量由973万人增加到4 628万人，客运周转量由4.6953亿人公里增加到16.8955亿人公里，分别增长3.76倍和2.6倍；货运量由993万吨增加到2 697万吨，货运周转量由2.4639亿吨公里增加到7.5358亿吨公里，分别增长1.72倍和2.06倍。
（二）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8年
1958年，由于全国性大规模的开展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广西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人员变动较大，有的地区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县中心推广站被撤销、合并，农技干部有的下放农村，有的改行做其他工作。1962年广西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修正草案）精神，当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恢复和健全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植保植检站以及林业、水利、气象事业编制机构的暂行规定》，各专（市）县和县以下的区，又陆续恢复和建立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站。至1963年底，除专、县两级已恢复农技推广站外，全自治区新建区（乡）农业技术推广站291个，加上原有站，人数达3 274人；1964年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又下文增加各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事业编制1 000名，以收回被精简回乡务农的农业科技人员，并增建200个区（乡）农业技术推广站，至此，全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共设事业编制4 274人。与此同时，自治区为加速桑蚕、木薯 （蓖麻）蚕生产的发展，在自治区本级，建立自治区蚕业指导所（兼负蚕种生产和技术推广业务），在6个专区和南宁市分别设立专、市蚕业技术指导站（组），并在32个木薯主产县建立木薯蚕制种场兼负责蚕业技术推广业务，设事业编制1 333名（含工人）。至此，全自治区各级农技推广人员总数共达5 607人，加上种子体系及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在内，总数已达8 000多人，是广西农技推广机构较完善的时期。
为促进广西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在恢复、建立、完善全自治区各级农技推广机构的同时，1964年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从广东潮汕、浙江慈溪、福建永定、云南玉溪、湖北天门等地，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到广西部分县、区（公社）举办样板田，传授水稻、烤烟、甘蔗、水果等作物的高产栽培技术，其后又从山西、江苏等地聘请老农，到广西一些县、区传授玉米、棉花高产栽培技术。至1965年，从自治区外聘请到广西传授高产技术的老农总人数达918人。全自治区各级农技站则抽调大批农技人员，采取跟班劳动、举办示范样板片等形式，学习和传授先进栽培技术。直至1968年，各地老农才陆续离去。在此期间，自治区内不少县、区（乡）也采取在广西各县聘请外地老农、种田能手的办法，到本县传授水稻、绿肥等高产栽培技术，一时形成了全自治区范围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技术引进和人才的引进，促进了先进栽培技术的大普及、大交流，对广西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技术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广西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陷入瘫痪。1968年和1969年，机构再次撤销、合并，人员再次精简，农技推广工作陷入停顿。1972年10月，自治区革委会发文批转自治区农林局《关于加强地、市、县农业事业机构的请示报告》后，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站才得以陆续恢复。使全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1975年广西积极宣传、推广湖南省华容县建立四级农科网的经验，并在玉林、钦州两地区部分县，探索建立大队一级农民总技术员的建制工作。至1978年，全自治区70%的大队，建立了大队农民总技术员；75%的生产队，建立了农科组，从而形成了县有农业技术中心推广站和农科所，公社（乡镇）有农技站，大队有农民总技术员，生产队有农科组的四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