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折前进阶段1957—1978年

(1) 信用合作机构的变迁。1957年南安县莲塘乡进行“三社合一”的试点。把供销社、信用社合并到农业社，成为农业社的供销部和信用部， 由农业社统负盈亏。1958年4月，省人行根据省委要求将原来按乡建立的4371个信用社全部并入农业社，实现“五社合一” (即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运输社)。1958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农村财贸体制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一包”，就是财政任务包干。同时，国务院还颁发了《关于人民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动资金问题的规定》。根据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把人民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 （营业所）和公社所辖范围的信用部合并，组建公社信用部。这种做法实行后，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把信用社变成“政社合一”、“所社合一”的混合体，产生了资金使用混乱、帐目不清、管理松懈、民主制度取消和业务不开展等严重问题。
1959年4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把下放给人民公社的人民银行营业所收回。但是，又把原来的信用社业务从人民公社信用部里分出来， 下放给生产大队，成为生产大队的信用分部。信用分部的职工由大队管理，盈亏由大队统一核算，把信用社的人权、财权、资金使用权交给大队。信用社失去其独立性， 国家银行也无法对全省7 300个信用分部实行有效的领导，由此导致正常的信用关系遭到破坏，资金被大队大量挪用，信用社的作用严重削弱。
(2) 重新恢复信用社管理体制。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拟定的《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报告》，明确指出：农村信用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对支援农业生产和解决农民生活困难， 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的资金互助组织， 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社的股金、积累及其他财产，属信用社社员集体所有；信用社的资金独立，自负盈亏；信用社的设置可以按照人民公社范围内设置； 信用社干部的待遇按人民公社同级干部的待遇标准执行等。按照上述精神，福建农村信用社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管理体制，保持了机构的独立性，并在业务上继续由人民银行领导。
(3) 对信用社进行整顿。1958年以后，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的影响，信用社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63年7月，省人行召开全省整顿农村信用社会议，要求各地按照《规定》的标准，对所属地区的信用社进行一次分类排队， 对于有问题的信用社，必须认真地进行整顿。1963年8月， 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农村信用社领导的通知》， 并将整顿信用社工作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进行。整顿的重点放在问题严重的三类社，二类社有啥整啥，一类社巩固提高。经过整顿， 三类社从1962年占总社数的31%, 下降为占23%。
196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整顿信用社打击高利贷的报告》的批示中，要求各地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整顿信用社、打击高利贷，作为扶持贫下中农，加强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省人行对整顿信用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1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 “二十三条”)。从此，整顿信用社的工作，就完全按照“二十三条”的要求进行。全省信用社经过1963—1965年的3年整顿， 组织机构从1962年底的7723个信用分部，到1965年底调整为独立核算的信用社2812个。同整顿前的1962年比，1965年信用社存款达10410万元，增长21%，贷款达4064万元，增长2%；盈余信用社1303个，盈利133万元。农村信用社已经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4) “文化大革命”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农村信用合作。农村信用社结合“社教”运动进行整顿尚未结束，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整顿信用社工作陷于停顿。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掀起一场“斗、批、改”运动，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推行由贫下中农管理信用社， 职工走“亦工亦农”的道路。当时，福建省农村信用社接受了“大跃进”时信用社下放给社队管理的教训，在实际执行中采取谨慎态度， 只在部分社先进行试点，结果证明这一做法削弱了银行对信用社的领导，使问题丛生，因而未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1972年、1973年省委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农村信用社业务不开展、亏损增加等问题，先后下达了《整顿信用社工作的指示》，对信用社进行整顿。正当整社工作深入进行的时候，“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四人帮”的“整顿就是复辟”谬论的影响下，整社工作受到了很大干扰。到1975年底， 这项工作被迫停止。
1977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信用社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福建按照上述规定，将信用社的业务经营、计划管理、利率规定、规章制度、干部管理等都同银行一致起来，实行“所社合一”的“官办”体制。信用社成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1978年，福建农村信用社按照“既是—又是”的体制，调整为独立核算信用社894个，下辖信用分社411个，信用站8 012个；入社农户260万户，拥有股金1 059万元，积累1 520万元；脱产职工5 194人，不脱产信用员8 424人；年末存款余额3.34亿元，贷款余额9 143万元；盈余社621个占70%，盈利214万元。至此，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经历了21年的几次折腾，在曲折中逐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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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折前进阶段1967—1978年

“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期间，广西农业急需大量化肥，而大中型氮肥厂一时又上不去。小氮肥具有建设时间短、设备容易制造、投资少、方便地县兴办的优点，加上小氮肥厂多属于地县管理，自产自用，各地县办厂积极性很高。到60年代末，先后建成了隆安、桂林、百色、八步、全州和宜山等10多个小氮肥厂，使全自治区氮肥产量从1966年1.86万吨（折标）增加到1970年的8.85万吨。1973年初，自治区作出了《关于加快化肥发展的决定》，并从计划安排、资金筹措、原料供应和产品分配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小氮肥迅速发展，到1979年全自治区小氮肥累计投资5.6亿元，建成投产74个厂，在建厂6个(包括4个硝铵厂改生产碳铵)，基本上平均每个县有一个小氮肥厂。与此同时两座年产6万吨合成氨的中型氮肥厂——柳州化肥厂和河池氮肥厂也分别于1967和1976年建成投产。由于小氮肥发展过急过多，有的甚至不讲条件，盲目布点，投产后管理混乱、职工文化素质差，加上煤电供应不足，时停时开，原料动力消耗高，三分之二的企业发生亏损。1979年全区小氮肥亏损达3 500多万元，成为一些地县沉重的财政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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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折前进阶段1957—1978年

由于受“左”的影响和干扰，在长达22年的时间内，畜牧业生产时进时退，发展极不稳定。1957年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试办高级社，耕畜折价入社； 1958年又掀起 “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盲目强调集体养畜，一时“共产风”、“浮夸风”盛行，使大牲畜和猪连续下降，羊只增长速度减缓。1957—1961年的5年内，猪下降9.2%，大牲畜减少26. 6%。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在畜牧业生产上恢复执行“以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大牲畜实行包养到户、繁殖奖励等政策，自治区人民政府还颁发了“关于草原保护的命令”。1962—1965年，各类牲畜迅速回升，4年时间内大牲畜、羊、猪年递增率分别达到8.2%、8.5%和33%。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政治上的动乱和 “左”的错误思想泛滥，把60年代初期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如牲畜包养到户，实行繁殖奖励，以私养为主发展养猪等方针政策都被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社员家庭饲养畜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禁止。在指导畜牧业生产上，提出“见母必留”，“多留少宰”，“养猪上纲要”等口号，推行“头数挂帅”，不讲经济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不管各地具体条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草场被大量开垦，草原管理和畜牧兽医机构一度撤销、合并，技术干部下放劳动，使正常的技术推广、兽医防治都陷于停顿，畜牧业生产因之长期停滞不前。粉碎“四人帮”后，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一些“左”的错误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甚至又出现一些新的错误。例如，在畜牧业生产上不顾当时客观条件，耗费大量资金，大搞草库伦，兴力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等等，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1966—1978年的13年间，大牲畜和羊只的发展极不稳定，分别下降7.3%和11. 5%，肉、禽、蛋、奶等畜产品的供应都十分紧张。70年代，为了解决农村畜力不足问题，不断从外省、自治区购入役畜，无偿投放给社队，而大牲畜仍然从1956年的57. 56万头减少到1978年的53.64万头，下降6. 8%; 羊只从192.82万只增长到295. 9万只，年递增率不到2%，有10个年度下降。但是，猪的存栏数却猛增，但多为长寿猪、户口猪，产品率大大下降。1978年存栏猪71. 98万头，比1956年的15.41万头增长3. 7倍，而出栏率仅49.4%，出栏猪平均胴体重只有37.25公斤，年初存栏猪的年内头均产肉量不到14.5公斤。以集体饲养为主的养羊业，当年出栏率为8.9%，头均胴体重仅9. 5公斤，绵羊在羊群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一时期，各项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不断受到冲击、干扰，新中国成立初期扶持起来的民营配种户在公社化后全部绝迹；50年代先后开展的马匹改良和固原地区细毛羊改良以及家畜人工授精、饲料青贮等技术推广工作，十年浩劫中基本上陷于停顿；60年代初颁布的“草原保护命令”实际上已不再执行；一些早已消灭和控制的家畜疫病又重新蔓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