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的农村文化伴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面貌有了很大改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振奋人民的革命精神，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等方面，狠抓了农村文化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文化生活，在接管、改组、整顿、清理旧的文化机构的基础上，拨出大量资金，兴建各种文化设施，使全省地、县以下的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49年7月—1950年1月，陆续建立了浙江省人民政府文艺工作团、浙江干校文艺工作团、团省委青年文艺工作团，并在嘉兴、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绍兴等地区建立了六个地区级文艺工作团。由于政府为人民开辟了广阔的文化新天地，广大农民载歌载舞喜庆翻身解放，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文化活动呈现出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根据文化部、教育部《关于开展新年、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指示》提出的，“农民翻身后，要求开展文娱活动是很迫切的，必须及时而很好地加以组织领导”的精神，浙江省文化厅在1950年10月召开了全省第四次文教工作会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不脱离生产的农村剧团，大力开展农村文娱活动”。1951年，通过对旧民教馆的改造，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行政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文化馆工作暂行规定》，在全省建立了92个新型的文化事业机构——文化馆。省文化厅及时地将130架幻灯机、20副文化挑分发到地县文化馆，供各地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使用。各级专业文艺团体和各地文化馆组织的宣传队，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演出了《血泪仇》、《白毛女》、《赤叶河》、《李闯王》等剧目和文艺演唱节目。通过创办民校、识字班、广播收音站、幻灯放映队、黑板报、农村剧团等，广泛地进行时事政策宣传，普及科学、卫生知识，组织群众文娱活动，推行识字教育。全省农村文化活动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局面。到1952年，全省已有农村剧团2 039个，共创作剧本1 717个，改编剧本669个，演出3034场，观众1 273万人次；有文化站157个，图书流动站1 196个，收音站301个，收音小组887个，还试建了农村俱乐部71个。这些农村文化组织的建成，为今后农村文化工作的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1955年，浙江省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高潮，次年2月省文化局发出关于在全省开展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文化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宣传运动中注意培养和发展农村俱乐部，建立起广泛的群众文化工作网。《浙江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大力发展农村俱乐部》的社论，并配合刊登了兰溪县农村俱乐部从1955年前的42个发展到130个的先进事例报导，还刊登了题为《一个农村俱乐部的成长》、《欢乐的白米湾》两篇通讯报导，介绍了余姚县长丹乡第一村俱乐部和白米湾乡农业合作社俱乐部说唱组开展农村文艺宣传活动的事迹。广大文化馆干部深入农村，到基层去面对面地组织辅导，帮助基层试办农村俱乐部。到1957年底，全省农村俱乐部已发展到9 542个。
2. 曲折发展阶段 (1958—1965年)。1958年，在各行各业都要“大跃进”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农村文化活动也出现了 “人人写诗，人人作画，人人演戏”的“跃进”局面。一些业余农村剧团脱离生产，盲目转向专业剧团。各种农村文化组织集中力量集中精力创作、绘制墙头诗，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农村的政治气忿是浓了，艺术空气是活跃了，但农村文化艺术出现形式单调、作风浮夸的倾向，有一些作品和剧本严重脱离实际。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根据全国《文艺六十条》精神，浙江省文化厅提出了 《关于当前加强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即群众文化八条），对农村文化工作作了规范，并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纠正“大跃进”中农村文化活动中的一些偏向。通过调整整顿，基本上摆正了农村文化工作与农村发展、农民群众对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农村文化机构的正常运行机制。1964年，农村各级文化机构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举办各种演出、幻灯、展览、讲座、广播、黑板报等活动，开展文艺宣传活动，为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用文艺武器进行阶级教育，同时成为团结教育青少年和传播科学文化作了大量工作。这 一时期，还进行了加强和扩大文化馆站的建设工作，到1965年，全省农村俱乐部发展到2.5万个，民办文化站发展到284个。
3. 波折阶段(1966—1977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实行文化禁锢政策，文化系统灾难深重。文化局被诬为 “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局，统统被砸烂，各级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先锋”，许多文学家、艺术家被打成 “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全省文化艺术事业遭受空前的摧残和扼杀，文艺园地百花凋零，舞台银幕冷冷清清。农村文化工作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基层文化馆站也被砸烂，许多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横遭批判，如女子越剧被诬为“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要彻底砸烂，不少农村文化活动骨干被当作“牛鬼蛇神”揪斗，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群众组织的宣传队纷纷到农村宣传演出，演出的节目大多带有派性内容，农民群众实在看不下去时，就以喝倒彩办法加以抵制。从1966—1971年的整整五年中，农民常年看不到一场好戏，看不到一部好电影。直到1972年，一些文化馆、站才被陆续改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先后恢复活动，但主要任务是普及样板戏、推广“小靳庄经验” 等。到1976、1977年，文艺界虽然恢复演（映）出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优秀剧目和影片，但由于“左”的思想还未肃清，文艺创作、演出活动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仍很缓慢。
4. 全面发展阶段(1978—199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浙江的文化事业逐步得到复苏，出现万象更新的局面，农村文化事业随着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也得到了健康发展。1979年7月，浙江省文化厅召开了全省文化馆长会议，分析了全省群众文化战线的形势，提出要把文化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上来。根据1980年1月和198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的《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精神，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把农村文化事业纳入“两个文明建设”的总体决策中加以实施，农村文化建设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以文化馆、站为中心的农村文化网，向多体制、多层次、多渠道的方向发展。许多地方还建立起融文艺演出、群众文化、科技普及、群众体育、广播宣传为一体的农村文化活动中心。1981年9月，浙江省文化局召开全省《建设农村文化中心经验交流会》，会上有萧山县浦沿公社文化中心等31个单位交流和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经验。会后，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全省建设农村文化中心经验交流会议纪要》，要求在全省推广。同年12月，江山县文化馆、浦沿公社文化中心等7名先进集体和13个先进工作者出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表彰大会。由于各级领导重视，经过各地努力工作，农村文化中心有了很大的发展，1981年底全省有文化活动中心132个，到1982年发展到338个，1983年发展到490个，1984年发展到540个，到1985年达到664个。农村文化活动中心一般都建有小剧场、图书馆、歌舞厅、影视室、教室、排练场、展览厅或画廊等，已成为农村基层重要的综合性文化活动阵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选择性越来越高，参与性越来越大，在此形势下，农村文化遵循“百花齐放”的方针，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直接配合政治运动走向寓教于乐，从欣赏型走向参与型，逐渐向多极化扩展，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共办农村文化的新格局。家庭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村落文化，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摄影、文学等社团如雨后春笋涌现，形成疏密比较适宜的农村文化网络，成为乡镇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和广大农民喜爱的文化娱乐场所。农民画和民间艺术表演等从乡间走向城市，有的还进入世界之林。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送戏、送电影、送书、送文化活动下乡。全省专业剧团每年到农村演出达2万次以上，占总演出场次的59%；省属剧团多次到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海岛、渔场慰问演出。到1984年，全省县城以及集镇都建有剧场，电影院。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镇还新开了一批集体、个体娱乐厅（室）、舞厅、台球室等娱乐场所，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同时，农村和集镇的业余文艺团体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