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妇女保健

1.普及新法接生。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村妇幼卫生工作以普及新法接生为起点和重点。1950年， 市卫生局组织举行大规模的妇幼卫生展览， 到郊区巡回展出， 观众30余万人次。同年在真如乡进行旧产婆改造试点。1951年， 制定 《上海市产婆改造和管理办法草案》 并全面实施。产婆以小乡为单位集中起来，由妇幼保健站负责培训， 结业后改称接生员， 每人发给一套接生工具， 开展新法接生， 并制定了接生守则。1950—1954年， 共开办培训班117期， 改造旧产婆1 205人， 结业911人。1962年开始在农村培训助产员， 由大队选送人员脱产学习3—4个月， 学会产前检查、接产、会阴缝合、产后访视及护理等。结业后发给证书， 接替老接生员， 业务上由卫生院负责。1964年， 部分助产员被吸收为大队卫生员， 稳定了队伍。“文化大革命” 时期， 基层接生工作无人管理，助产员的接生工具、材料不全， 老法接生重新出现。1979年， 各县充实卫生院妇幼组力量， 取缔老法接生， 并确定每个大队至少有一名女赤脚医生负责接平产。各卫生院还积极开展住院分娩， 市卫生局也连续派员到各县协助开展助产士培训， 以提高接产质量。上海郊县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1980年为83.9%, 1985年为97.6%, 1996年达到99.9%。
2.孕产妇保健。50年代末， 随着新法接生的普及， 妇女保健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到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预防难产和防治妊娠中毒症为主的孕产妇保健。县妇幼保健所积极宣传产前检查的意义， 教会接生员听胎心、摸胎位。据1961年调查， 郊县孕妇产前检查次数， 平均每人2.7次。“文化大革命” 时期，各项保健工作制度遭受冲击和破坏， 出现停止状态。1978年后， 逐步健全孕产期保健的各项规章制度， 开展围产保健， 抓早建卡、早检查， 对高危对象早发现、早管理。1986年， 郊县全面开展围产儿死亡评审， 1988年， 普遍推行孕妇家庭自我监护。县级医院普及B超监测胎儿生长发育及诊断畸形儿， 不断提高围产保健工作水平。进入90年代， 上海农村妇女从新婚开始就能获得一系列的保健服务， 孕12周至产后42天的孕产妇系统保健率达74.83%,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率不断下降， 1996年分别为8.32/10万、8.36‰和10.64‰, 母婴健康得到保障。
3.妇科疾病防治。农村妇女大多患有子宫脱垂、尿瘘、会阴Ⅲ度破裂等妇科疾病。1959年， 首先在奉贤县对 “三病”进行试点查治， 1960年， 9个郊县（不含崇明） 调查了62万18岁以上妇女子宫脱垂率为3.7%, 中度脱垂占16%。各县、公社成立 “子宫脱垂防治领导小组”， 各医院成立治疗小组， 市区医务人员下乡支援， 至1962年9月， 共免费治疗16 770例。1978年，结合妇女病普查普治，又对全市子宫脱垂及尿瘘患者进行逐个登记、治疗。至1996年，子宫脱垂患者仅45例，尿瘘患者仅6例，都为老病人，危害妇女健康的这类疾病已基本消除。
1958年起，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女社员开始有生育假期，并建立经期、孕期、哺乳期保健制度。妇科常见疾病的防治已列为经常性工作，每二年普查一次。1996年普查统计，当年妇女病普查率为75.03%，其中患病率为42.85%，治疗率为91.85%，主要疾病为阴道、宫颈炎症及乳房、卵巢等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