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安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历经曲折，时建时撤，时分时合，变动频繁。1927年5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成立，随后即开始部署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是年10月，通过对党员的重新登记，逐步恢复和建立一些地区党组织，党员发展到252人。到年底，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解散。次年3月，经中央决定，安徽省临时委员会重新成立。成立后的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抗租抗债，进行经济斗争，进而向武装暴动和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方向发展。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壮大，活动范围扩大到全省大多数地区。到1929年初，全省党组织扩展到31个县市，党员人数达1 300多人。从1927年10月—1935年9月，全省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暴动64次，其中千人以上的达26次，参加暴动的人数累计约20余万。皖西地区建立了红军，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1931年6月—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内，由于党内“左”的错误和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党的活动由盛而衰，党的组织和党员人数均遭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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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头两年， 中共湖南省委将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重点转移到农村， 并把着力点放在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上。1927年10月， 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整顿与恢复各级党的组织”， 同时强调吸取以往忽视基层党支部建设的教训， 注重练习 “地下”生活的习惯， 精选最坚固、最自觉、最能耐久的工人、贫农及兵士入党， 成为坚强的工农群众的真正领袖。提出从支部起， 实行选举负责人制度， 但选举的名单不公布， 须得上级机关的批准， 以便建设一个强固的严密的 “地下党”。
“马日事变”后， 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革命群众。到6月上旬， 长沙及附近各县被害万余人， 其中党团员及工农运动领导骨干500余人。全省党员由2万名锐减至5 000名左右。
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 中共湖南省委提出要迅速恢复、建立各地被破坏的党组织， 强调“发展党员须格外审慎， 抱宁少勿滥之旨以防暴徒混入”。到12月底， 湖南的党员恢复至约6 000名， 其中湘南约1 500名， 湘西约1 000名， 湘西南约200名， 长沙市780名， 长沙县约1 300名， 醴陵约1 300名， 安源约300名。一些矢志救国和忠于马列主义的革命人士，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加入了共产党。例如年过半百、有 “长沙教育王”美称的教师徐特立， 在长沙经李维汉等介绍加入共产党；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 经段德昌介绍， 1928年元旦被吸收入党。1928年3月20日， 毛泽东由湘南回师井冈山途中， 在酃县主持召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联系会议， 将酃县特别区委改建为中共酃县县委， 恢复和建立20多个党支部。醴陵县到1928年3月共恢复和建立党支部200个。
1929年8月20日， 在 《省委通告》 中强调， 支部干事或书记， 要是党员群众选出有威信有作用的同志。同年12月30日， 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组织决议案》又强调党支部书记要直接选举， 选举那些在群众中有威信、在社会上有职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的优秀党员。农村党支部须防止富农、小地主充当书记， 取代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同时， 支部书记必须经常在支部会议中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支部要有日常的工作计划， 经常训练党员， 使每个同志都能为党工作。1929年11月26日在中共湖南省委《对益阳工作的指示》 中， 强调 “支部是群众中的政治枢纽。”确定支部的种类为： 产业支部、农村支部、机关支部和街道支部。“支部的任务， 在于传达党的政治影响到群众中去， 反映群众的生活到党内来。” 至1929年末， 全省共恢复、建立党支部435个， 其中农村党支部238个。到1930年10月， 全省党支部增至902个，其中农村党支部435个。
1930年1月， 中共湖南省委在分析1929年湖南党组织的情况时， 认为各县党组织“已渐次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道路， 支部生活已渐次建立”， 指出目前组织上的缺点有六， 其中之一是“支部工作尚不健全”。“各地党员虽均在支部组织之下， 但支部生活并不健全。边境各支部因受白色恐怖的反映， 同志失败情绪很深， 而不能很英勇能干的领导群众自发的斗争， 支部在群众中不能起核心 （作用）”。
1931年2月和1932年12月， 因省委书记宁迪卿和委员李绍庸被捕叛变， 中共湖南省委和行使省委职权的中共长沙中心市委领导机关先后遭彻底破坏。从1931—1937年前的数年中， 湖南白区的建党工作， 一直陷于停顿。湖南共产党人把主要斗争阵地转向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 在那里建党、建政、打游击。1931年10月， 中共湘赣省委为了发展和纯洁党员队伍， 决定 “坚决地大胆地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和消极怠工、腐化堕落、脱离群众的分子， 勇敢地发展党的组织， 吸收斗争坚决的工人、雇农、贫农分子入党”。
1932年9月，中共湘赣省委所属根据地的茶陵、攸县、酃县、醴陵共恢复和建立党支部218个，党员发展到23 137名，其中茶陵、攸县、酃县4 011名。党员中出身工人、雇农、苦力的占30%, 贫农占60%, 其他占10%。在各根据地， 对党员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1932年3月， 湘赣根据地普遍建立红军士兵、农民党员的识字班和列宁学校， 组织乡村的党员和群众参加学习。
1934年6月， 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 党的基层组织处境相当艰难。同时， 中共湘鄂中央分局由于夏曦顽固推行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 大搞 “肃反” 扩大化， 根据地许多党员干部被当作 “改组派”遭到残酷斗争和错误处理， 有的甚至被无辜处死， 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夏曦的严重错误， 直到1934年冬， 在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领导下才得到纠正。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批判纠正夏曦的 “左”倾错误后， 立即恢复了被夏曦解散的红二军团的党团组织与各级政治工作机关， 恢复发展党员的工作。桑植县的党员由1934年12月的50多名增至1935年3月的500多名， 永顺县由几十名增加到300多名， 其余各县亦有较大的发展。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 中共湘鄂赣省委于3、4月间派李明秋、袁仲贤到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一带发展党的组织。5月下旬， 中共湘江特委成立， 组建五六个党支部。
1936年5月，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恢复和建立70多个特支和支部。年底， 被迫转移到广东境内的中共湘南特委， 在湖南境内的嘉禾、宜章、临武、郴县和桂阳等地恢复和建立14个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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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共产党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前仆后继，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从1928年冬至1933年，山东党的领导机关屡遭严重破坏达十几次，邓恩铭、刘谦初等许多领导人被捕牺牲，许多基层党组织也遭到破坏。1928年全省有党员1 500人，1930年减少到200余人。到1930年11月，省委所联系的党组织中，农村党支部只有30多个，农民党员147人。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党组织处于更加秘密的状态，党的活动逐渐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并注重了武装斗争。济南郊区、章丘、沂水、高密、诸城、潍县、广饶、莒县、平原、禹城、昌邑、博平等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贫民会，会员约4 000人。各地党组织还先后在阳谷、高唐、潍县、博兴、益都、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胶东等地发动了1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这些暴动虽然都失败了，但是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在农村的革命力量。1935年胶东“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保留的一支小型武装，一直在昆嵛山地区坚持斗争，成为胶东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山东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省党员由1930年的200多人发展到约2 000人(不包括当时不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胶东、鲁北、鲁西等地党组织所领导的党员数)。其中党员的大多数活动在农村，这为后来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准备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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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宁夏党的组织建设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1933年秋，中共北方局（中共顺直省委）派王森、赵子明等来宁夏开展工作，并在银川建立了特别支部，在农村发展了几名党员。随后，中共陕北特委相继派刘志丹、谢子长等来宁夏建立了特别支部，组织革命武装；接着，又派杜润芝、张德生等来银川建立特别支部，发展了党员，为后来发展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宁夏六盘山，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对宁夏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彭德怀将军率领下，解放了宁夏东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盐池、预旺、预海（同心）、固北、固原5个中共县委，其中有4个同时成立了县苏维埃革命政权。各地苏维埃政权带领农村广大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并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据统计，在盐池、固原、固北等县共建立了50多个基层党支部，发展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西安事变”后，这5县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党的工作一度处于停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