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外政策和蒋介石的武力“统一”中国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与“改订新约”运动。蒋介石南京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在华利益。1927年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即发表谈话，声称“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第三国际”，目的在于反苏反共。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外交宣言，要求按照外交手续，与各国厘正不平等条约。并提出“对于重要悬案，国民政府准备适当时期，以公平及至谅之精神，设法解决”。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公使就南京事件进行谈话。3月，发表了“中美两国解决南京事件致美驻华公使照会”，竟不顾事实，称南京事件，“完全为共产党于国民党政府未建都南京前煽动而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深表歉意”“赔偿损失”和“惩办凶首”，承认美国军队炮轰南京是“保护侨民生命”。接着，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与制造南京惨案的英法日等帝国主义达成同样协议。
1928年7月，中日双方就“济南惨案”进行谈判。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对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国际公约的暴力行径，提出抗议和交涉，但在1929年3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公使芳泽谦吉签订的《议定书》中，宣称此事的解决“由双方各任命均数委员设立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之”。在双方发表的“声明书”中，宣称“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
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的处理结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屈辱的外交方针，表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软弱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在社会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树立自主的外交形象。1928年6月15日，发起了向帝国主义乞求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在发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中指出：“中国80余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当今中国统一告成之余，应进一步而尊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应尊重主权之宗旨。”
“改订新约”的内容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关于关税自主，当时与中国订有关税协定的共有12个国家。7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接着，又陆续同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11国签订了“新关税条约”或“友好通商条约”。规定：在原定值百抽五的税率中，另外加5%～30%的附加税，提高了进口关税税率。仅此一项，就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收入，由1929年的约1.53亿元，上升到1931年的约3.55亿元，并在客观上保护了本国民族工业市场，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新的关税条约，并未改变外国人执掌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各地海关仍为外人把持。中国的关税并未完全自主。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4月，连续两次向各国发出照会。各国均以“中国司法制度未臻完善”为借口，加以拒绝。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多次交涉下，美国表示逐渐废除并和英、法等国发表声明，1931年1月1日只可以认为是逐渐取消治外法权开始的日期。1929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只好宣布单方面取消领事裁判权。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喧嚷一时的废除领事裁判权只好“暂缓执行”。
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对内统治的确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主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其中心政策是统一全国财政、建立国家银行、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废两用元、整理公债、划分国地税等多项决议案。1928年8月，国民党的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对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设案”。此案实施的结果，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基本格局。尤其是在整理财政方面，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例如，统一税务的整顿，关税、盐税、统税在政府收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仅1936年，这三税就占政府财政总收入的64.6%。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广借外债，发行公债，增加人民群众的负担。
南京国民政府对外政策软弱无力，但在对内政策上却采取压迫工农，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0多万人被杀害，到1932年被杀害竟达100万人。中华民族的无数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的事业献出生命。另一方面，蒋介石重新上台以后，立即着手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新的国家机器。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会宣称“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在“训政”时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应逐渐设立。并决定以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以谭延闿、冯玉祥为行政院正副院长，以胡汉民、林森为立法院正副院长，以王宠惠、张继为司法院正副院长，以蔡元培、陈果夫为监察院正副院长。以上人员加上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张学良均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3日，主席、院长、委员宣誓就职。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决议有“确定总理主要遗教”；追认“训政纲领”；追认全国编遣会议决定的编遣方案为合法方案；会议指责桂系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决定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党籍；追认二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通过“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紧接着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组织部长，叶楚伧为宣传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长，陈立夫为秘书长，组成中央党部。至此，以“国民”为招牌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正式组成。同时，蒋介石始终抓住军队不放。在英美的支持下，建立起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的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近代装备的军队。1929年下半年，陈果夫、陈立夫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建立了特务组织——“中央干部俱乐部”，对国民党各级党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实行自上而下的监视。
编遣会议的破产与蒋介石的武力“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相继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铁路会议以后，于1929年1月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了编遣会议。最后，在阎锡山提案的基础上，确定全国八个编遣区，并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编遣委员会为常设机构，以阎锡山为组长；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和海军总司令部之各军，静候原地改编，各军官静候编遣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调动与任免军事长官。“大纲”公布后，引起了阎、冯、李的消极对抗。编遣会议不欢而散。谈判不成，乃诉诸武力。
1929年3月，蒋介石集团与桂系集团为争夺两湖地区，发生了蒋桂战争。1929年2月，以李宗仁的武汉政治分会罢免亲蒋的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的职务为导火线，蒋桂双方调集大军，展开激战。蒋介石策动李、白手下的李品仙、李明瑞倒戈，致使桂系失败，蒋介石控制了湖北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6月，蒋介石策动的陈济棠的粤军进占了广西，李、黄（绍竑） 、白被迫逃往香港。
1929年10月，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爆发了蒋冯战争。战争在鄂豫两省进行。蒋介石一面笼络阎锡山，一面收买冯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同时，蒋介石集团又和桂系之间展开了战争。当时，逃往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与举兵反蒋的张发奎联合，迅速占领广西，并自称“护党救国军”。蒋介石急派何应钦率军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了张桂联军。12月底，张桂联军退回广西自保。
1930年4月至11月，蒋和联合的冯、阎、桂之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3月中旬，冯、阎、桂三集团的重要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50余人，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领导反蒋。4月，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百万大军的厮杀。这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及各派反蒋政客，云集北平，召开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9月，在北平成立了另一“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主席，并成立约法委员会，起草约法，与南京对抗。此时，蒋介石拉拢了采取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军入关，占领平津，阎冯失败，桂军亦从湖南退回广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
蒋介石中原大战的胜利，使蒋介石在此后较长的时间内没有别的军事力量与他较量，这不仅使他的独裁统治得以巩固，而且不久，就开始加强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集结10万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到1931年1月，消灭国民党军61个师，活捉了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结束。
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采取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于5月底，两次打败何应钦率领的军队。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集结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并聘请了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坐镇南昌，亲自指挥了对红军的第三次军队“围剿”。红军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战略方针，对国民党军队三战三捷。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