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十年徘徊1958—1978年

广东水产业在发展中曾经历了从1958年到1978年的长达20年的徘徊期。在这期间渔业的生产力、生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全省1958年产量为46.4万吨，经过20年到1978年为65. 5万吨，只增加18.6万吨，增幅为41%，平均每年增加0. 96万吨，只增长1. 8%，随着人口增长，同期全省人均占有量从13. 8公斤减到12. 9公斤。这20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大跃进”时期。广东渔业从1949年到1957年，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的发展，产量达到49. 9万吨，比1950年增长5. 1倍，渔业生产充满生机。1958年，国家制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依靠合作社，放手发动广大渔民和农民群众，普遍开展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积极开发新渔场，合理利用原有资源，以提高国营和合作社的海、淡水捕捞量，力争水产生产的大跃进”的方针，据此，全省也确定了“大跃进”的任务，掀起了“大跃进”的生产高潮。在三年的“大跃进”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在一些具体工作上取得了某些成绩，但从全局看，非但未达到“大跃进”的目的，反而严重破坏了渔业生产。
一是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严重。1958年全省的跃进指标订为520万吨。不久看到农业等“高产卫星”接连上天，“高产记录”不断刷新，渔业的指标也随着调高。渔船实行集中统一指挥，提出“东边不收西边收，鱼不满仓誓不休”，拼渔船设备，盲目捕捞。塘鱼主产区推行“小塘并大塘”，养鱼无基础的一些山区县提出要“拳打南海、脚踢顺德”，不断放“高产卫星”。由于破坏了生产秩序，脱离了实际，1958年全省总产量经一再核实只有46.4万吨，比1957年减产7%,1959年略有回升，但到1960年跌到41. 9万吨，比1958年减9.7%。
二是“一大二公”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1958年下半年，渔区和农村一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到1959年初全都实现了公社化。塘鱼主产区为一乡一社，在沿海渔区则将几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公社；原高级社改为大队，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每年要上交一部分积累给公社。由公社支援穷队；不少地方实行并社并队，搞渔农合一，“以渔支农”。在大队内可以无偿调走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公社化初期提倡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供给制的成分不断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口小，“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种“一大二公”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渔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三是水产品流通渠道单一化。由于市场供应紧张，水产品实行了统一收购政策。渔业大队和塘鱼主产公社生产的水产品，除留下少量自食外，全部卖给国家，水产收购部门，不得自行运销，有些地方连渔民的自食鱼也作了限制。反“瞒产私分”成了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四是养殖生产受阻。1959年粮食供应开始紧张，不少地方开始围海造田或填塘造田，养鱼的饲料也极缺乏，生产开始萎缩。到1960年淡水养鱼产量为11.6万吨，比1957年减产19.4%。
五是盲目捕捞。由于副食品供应紧张，水产品极受欢迎。为了提高渔业产量，不管大鱼小鱼，优质鱼下杂鱼，只要是鱼都大力捕捞，提出“淡季（渔汛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盲目增船，酷鱼滥捕，严重破坏了资源。
2.调整时期。针对“大跃进”的失误，1961年全省水产业转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阶段。1961年7月，省委制定了《关于发展渔业生产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经过一年的贯彻执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1962年10月为进一步作好调整，省委又制定了《关于发展渔业生产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积极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的几项措施》，对渔业的集体所有制、分配制度、生产责任等政策作了明确调整。
关于公社的体制、所有制问题。规定：“生产队是渔业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渔业公社中，最好不要包括农业，以便集中领导力量，管好渔业生产”，“半渔农地区的专业渔民，可以单独成立渔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避免渔农收入拉平”，不便于集体经营的零星水面“可以包给或分给社员放养，实行比例分成或谁养谁收”。
关于经营管理方面。作业组的船只，劳力“不得乱抽乱调”，组织协作时，要“实行等价交换”，核算单位对作业组实行“三定一奖”。淡水养殖地区实行“固定地段，包工定产，责任到组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度。零星鱼塘可以由户包死产，全奖全罚。
关于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调整派购任务。规定：主要渔港和养殖的派购数为正常年产量的60%；半渔农地区，吃统销粮的派购在40%到50%，不吃统销粮的可以少派一些；零星渔业产量很少的地方可以不派。塘鱼主产区(南海、顺德、中山)派购正常年产量的70%到75%，江河捕捞渔业派购一小部分，产量很低的不给派购任务。派购以外的自留鱼，归基本核算单位处理，可以到初级市场议价出售。
关于分配方面。强调“按社员劳力强弱，技术高低，贡献大小确定社员劳动底分，克服社员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并提出“采用技术津贴或技术奖励办法，以鼓励社员提高技术”。
这一系列政策比之“大跃进”时期，是 一个大转变，它缩小了核算单位的规模，恢复了渔农分开的历史习惯，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特别是实行比例派购，增添了渔业活力。此后调整的措施不断增加，如对渔用24种渔需品实行免税进口，对渔民的粮、油、糖、烟、酒和布的供应提高标准，实行特供。同时国家增加渔需品的供应，1961年帆布、桐油、胶丝等的供应大幅度增加。
经过三年的调整，全省水产业逐步上了正规，生产得到较快恢复。以1965年与1957年比较，全省机动渔船达到1 124艘，增长6倍多；淡水养殖面积达到15. 23万公顷增长31%；海水养殖面积达2.89万公顷，增长13%。全省水产总产量达到49. 5万吨，基本恢复到1957年49. 9万吨的水平。
3.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广东水产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
一是“穷过渡”进一步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强调“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在分配上批判“三包一奖”，强调政治因素和“共产主义萌芽”，实行政治评分，分配水平要由上级领导划定。
二是强调“以粮为纲”，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影响了养殖生产。为了给粮食让路，大搞“围海（即滩涂港湾）造田”“填塘造田”，如海水养殖面积1965年有2. 89万公顷到1978年减到1.6万公顷，其中鱼塭面积由1.29万公顷减到0. 54万公顷，少了 一大半。生产管理强调集中统一和“一大二公”。社员利用小水面养鱼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对水产集市贸易和社员经营水产品运销，更是当作资本主义批判。
三是实行统销派购政策。在此期间，重新规定渔业社队的（包括塘鱼主产区）水产品除少量自食外全部卖给国家，并且规定由国营水产公司独家经营。
四是捕捞过度，浅海和江河水产资源衰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无政府主义和主观主义泛滥，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被批判，盲目追求高产量，高指标，大量机动渔船集中在浅海和江河实行毁灭性捕捞，到1978年，浅海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许多鱼类绝迹，传统的渔汛已不成汛；江河的名贵鱼类几被捕尽。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干扰，全省水产生产在十年中基本处于徘徊的状态。1966年水产量为54.4万吨，到1978年为65. 5万吨，每年只增1万吨，平均年增1.6%，其中海洋捕捞平均年增0.8%，淡水养殖平均年增2.4%，海水养殖则由1. 6万吨减到7 971吨。
10年动乱使水产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但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发展生产进行了艰苦努力，在不少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海洋捕捞发展起机船灯光围网这一新的作业方式，对当时增加产量发的支持下加强了制冰和冷藏业的建设，湛江、汕头两个大型渔业基地也相继建成；通过对连家船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内河连家船的上岸定居问题。全省上岸定居的连家船有8 000余艘，结束了世世代代漂泊不定的生活；在城市郊区发展起了郊区养鱼和工矿区养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