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左”的错误急剧膨涨，农村经济徘徊滞后

农村形势的稳定与迅速好转， 使一些原来被纠正了的“左”的错误在甘肃又重新滋长，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急剧膨涨起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文革”十年期间，甘肃省委、省革委会的文件报告，连篇累牍，大声疾呼，“当前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和激烈的”，要“不停顿地向一切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斗争的矛头大都是在调整恢复时期发挥过作用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重副轻农”、“工分挂帅”等， 连同所谓的“分田单干”和“投机倒把”等，一概被斥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而坚决予以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使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 因此而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在夺权和革命大批判中受到无情打击和迫害，众多的社员因此受到批判和斗争。
(2)不停顿地割私有制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总的口号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限养自留畜，限有“四旁”自栽自有的自留树，限制自留地自主经营， 规定只能种粮不准种其他经济作物，禁止社员从事家庭副业，不准社队经营商业，关闭集市贸易， 不允许社员去集市出售自己多余的农副产品，有的干脆取消或没收社员的自留地。有违反各种规定的，不是批判揪斗，就是扣罚没收。有的地方还派出干部或民兵小分队拦路堵截上市交易的农民。这样的“割”，割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集体经济的重要补充；“堵”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路，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路。结果只能是越割越穷，越堵农村商品经济的路子越窄。
(3)大搞平均主义，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主要表现为：在生产队内部全面推行“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的分配办法，标榜“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实行“标兵工公、自报公议”，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分配办法，不但严重挫伤了广大社员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而且对“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纵容，对人口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生产队之外，实行跨社区、跨流域的“大兵团”作战。在“先吃肉，后啃骨头”，白天红旗招展，晚上灯笼火把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潮指导下，南山的群众被调去北山修梯田，东乡社员拉到西乡去搞农田基本建设。当然这样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群众一天东奔西跑，疲于奔命，不知道为谁辛劳， 难免影响质量成效， 造成事倍工半。平调的工日更是一本根本算不清也没法还清的糊涂账。
10年动乱，使“左”的错误再次发展到 一个新高峰，造成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农村经济萧条，农民收入低下，生活贫困，甘肃中部地区 一些农民生活困难的情景，使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后都黯然泪下，决定拨款并拨出大量粮食、衣物进行救济， 全省农村返销粮1964年1.6亿公斤，到1976年即翻了1番上升到3.2亿公斤。另据省统计局统计资料：197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73.38元， 比1965年的98.47元减少25.09元， 减少了25.7%。“人民公社”搞了近20年， 搞到这种地步， 说明已经是难以为继的了， 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