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融深化论对制度改革的设计

金融深化论为金融、经济制度改革设计的模式集中在三个方面：率先着力推动金融制度改革；把金融制度改革与财政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协调进行；实现金融体制改革与外贸制度改革的同步。
1.金融深化论者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爱德华·S·肖还是罗纳德·I·麦金龙，提出的金融制度改革方案都是：(1)放开利率。在这一方面，他们主张放弃过多的行政干预，取消对存款利率的限制，让利率由市场机制决定，使利率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这样，可导致名义利率水平的上升，同时控制货币供给，抑制通货膨胀，使d-p^*为正值，让人们持有的实质货币余额的收益有所增长。(2)发展多种金融机构，消除银行的垄断，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融资效率。(3)消除信贷配给，让资金从低效益的地方流向高效益的地方，注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
2.麦金龙认为，发展中国家税收缺乏弹性，即税收不能随国民收入增长同比例增长，原因之一是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进口替代政策。这种政策开初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进口减少，关税也随之减少。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很大部分靠关税的条件下，关税的减少无疑导致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增长缺乏弹性。此外，政府对某些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也是税收缺乏弹性的原因。税收缺乏弹性，政府收入不能随国民收入增长同比例增长，但政府支出却有弹性，这样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赤字扩大。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的选择或者增加税收或者向中央银行借款，而一般选择后者，这样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减少货币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减少储蓄，加重金融压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麦金龙主张，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心就是要使税收具有弹性，使政府收入随国民收入同步增长，以消除金融压制。其实施方案是从关税向增值税或向货物税转变。
爱德华·S·肖也强调金融制度改革与财政制度改革要协调进行，但他不完全从发展中国家“税收缺乏弹性”去看问题，而是着重从两个方面对财政—金融的相互关系作了考察。他说：一方面不少国家金融工具被用来履行财政的职能，如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实际利率，强迫商业银行以低利把钱借给政府等，前者，等于是政府向货币持有者征税，后者等于是政府向银行征税。另一方面不少国家又运用财政手段来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如对某些部门实行利率补贴，对某些金融资产减免税收，成立专门的金融中介机构管理有特殊用途的低利贷款等，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削弱市场的作用，导致市场分割，使经济无法享有统一市场的好处，同时扩大贫富差别。爱德华·S·肖对财政—金融关系的这两方面的考察，实质上是说它们的职能界线不清楚，分工不明确，相互干预，因此，他强调金融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协调进行，重要的是要理顺二者的关系。此外肖也承认在发展中国家税收缺乏弹性，但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不是关税的减少，而是发展中国家贫穷，其次是征税的成本高和财政管理不善。
3.麦金龙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外贸自由化是局部自由化，其典型的表现是：开初本币高估，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这样又导致国内生产萎缩；为了改善这种局面，继后又扩大自由进口的产品范围，同时鼓励引进外资支持新增进口。麦金龙把这个过程称做外贸的“局部自由化”，核心思想是通过小幅调整汇率和获得外资支持扩大进口范围，促进国内某些部门的发展。他认为这种外贸的局部自由化，会使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扭曲。原因是，虽然获得进口支持的部门得到了发展，但国内生产同种产品的部门得不到保护；虽然小幅调低本币汇率使出口商得到了好处，但引进外资一旦减少，国内经济仍会恶化。因此，麦金龙主张外贸制度改革必须推动外贸的全面自由化。其方案是：首先是消除“金融压制”，提高d-p^*水平，让资金流向最有发展前途的部门，从而改善投资结构；其次是逐步减少并最终放开对所有进出口的限制，不必考虑通过对外贸易的保持来支持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各产业之间平等竞争；第三是采取“滑动的汇率平价政策”，即在开始大幅度提高国内名义利率的同时，逐步调低汇率（汇率调低的年率应等于外国与本国名义利率之差），再减去对风险的预期，而不是一下子就将汇率调低到均衡水平，这样，进出口商也容易接受，也可能避免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总之，麦金龙主张实行金融制度与外贸制度同步改革，其核心就是要推动外贸的全面自由化，而消除“金融压制”以后，外贸的全面自由化就有了基础。
在这一方面，爱德华·S·肖的观点与麦金龙的主张有所不同，他主张从汇率制度改革去推动外贸体制的改革。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就必须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国际收支困难。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常存在着对外汇的过度需求，另一方面是外贸扭曲。前者存在的原因是储蓄倾向偏低，人们把需求转向进口商品，而后者存在的原因则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发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的相对优势，国内的产业结构不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交织在一起，储蓄缺口也就是外汇缺口。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认为，首先，必须把外贸制度的改革与金融深化联系起来，尤其是汇率制度的改革。他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认为这样可避免本币汇率高估，也能避免外资过多流入；他主张外汇自由兑换，建立外汇期货交易市场，认为这样有利于吸收国外储蓄，能保障外商利润、利息自由汇出，而不必对外资再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总之，肖与麦金龙一样，都主张从消除“金融压制”着手，推动外贸制度改革，只不过麦金龙比较重视外贸的全面自由化，强调反对依赖外资，而肖则着重从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人手，推动外贸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