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新的经济政策指引下，全省农村改革率先起步。但是，从1979年农民自发搞包产定产到组，到1980年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从“顶牛”、“纠偏”，到“承认现状”、积极倡导的曲折过程；农村的改革始终伴随着两种不同认识的激烈争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贵州就有一些社队自发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对这种作法，当时众说纷纭，有的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关岭县顶云公社《“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和《“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两篇报道，并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编者按，指出“‘定产到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责任制，是农业经营管理的改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有利于加速四个现代化，受到农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办法，就应该大胆实行。”这一组报道的发表，农民说是“放了一颗原子弹”，震动了全省广大农村。有的乡邮员在投递当天《贵州日报》时，神秘地对农民说：“给你们送粮食来了！”平日不大看报的农民，也到处找这张报纸看。农民把这天的报纸称为“十一号”文件（指十一日发表的报道），当作给自己撑腰、壮胆的法宝，珍藏在箱子底。但也有人反对这一组报道，有的在下面骂，有的在会上批评，还有人告到了中央。此后，《贵州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对这一组报道的反映，让群众来说话。这一组报道在全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率先改革，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联系产量、产值计算劳动报酬的热潮。1979年，有58. 5%的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责任制，31. 5%的生产队实行“五定”小包工，有10%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些责任制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反映：“大锅饭，你等我看，几天当一天；责任制，恐后争先，一天顶几天。”但是，领导的思想落后于群众，没有积极支持群众的改革精神，曾试图通过划小生产队规模等办法来遏制群众积极探索生产责任制的热潮。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人想不通，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分田单干，甚至认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群众批评这种情况时说：“上面放， 下面望，中间有根抵门杠，硬是捏死不肯放。”
1980年夏，中共贵州省委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亲眼看到不同责任制在生产上的不同效果，并认真回顾了贵州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的 一种责任制形式。1980年7月15日，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实行包干到户”。但是，思想问题不少， 一些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存在着各种疑虑和担心。各级党委积极宣传省委这 一指示，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正确看待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教育，使大家认清“包干到户”等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实质上也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这项教育，首先是指出贵州农业落后面貌改变不大，突出的问题是： 没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经营管理水平很低；劳动计酬中的平均主义普遍存在，按劳分配政策往往不能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左”的错误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忽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误认为公有化的程度只能高不能低；集体化就是劳动集中化；分不清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两极分化和公有制条件下富裕程度不同的界限， 一直把包产到户当作“所有制倒退”，当作“方向道路错误”，甚至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反复进行批判、纠正。粉碎“四人帮”后，又继续“纠偏”；纠正过包产到组，作过不许以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搞包产到户的规定，纠不过来，才承认现状。因此，教育各级干部和群众 一定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从贵州实际出发，采取特殊措施，制定灵活的方针和政策，切实解决好农业生产关系中那些不适应现实生产力水平的问题。
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政策，根据中共贵州省委的要求，省委宣传部于1980年部署学习社会主义的若干经济规律。据统计，省、地、州、市机关 干部参学率达70%以上。全省有72个县(市、区)分别举办了县以上干部的小集中读书班。通过学习和实践的教育，包干到户这种适合贵州农业生产特点的经营方式逐渐为广大干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改变了一些地方 一度出现的“中梗阻”现象，由消极抵触转变为积极引导，推动了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据统计，到1983年底，全省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总队数的99.7%。贵州实行包干到户在全国不算晚。
包干到户这种形式，“直来直去不拐弯”，责任明确，方法简便，利益直接，符合贵州山区农业的特点，适应现实生产力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群众交口称赞。遵义地区的农村中曾出现两副对联，一副是：“包干到户，迎来春花万朵；政策放宽，呈现瑞气千祥。”另一副是：“戊戌变法，维新百日；庚申改革，流芳千古。”这是农民拥护包干到户的真实写照和高度评价。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也出现了 一些新的情况。例如，有的干部和群众错误地认为“包干到了户，何必要干部”；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不能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的党员和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脱离群众；有的村级组织瘫痪、半瘫痪，公益事业无人办，生产、生活服务无人管，共同富裕无人带，双层经营体制很不健全；有的地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一部分基层干部、群众不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产生了困惑和疑虑；有的人国家、集体观念淡薄，不能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或者逃避计划生育，滥占耕地，乱砍山林，强占拆分集体财产，破坏水利设施；一些地方，封建迷信盛行，宗族势力抬头，歪风邪气上升，治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对此很不满意。
鉴于这种情况，有组织有领导、分期分批地对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集中进行思想教育，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不但很有必要，而且非常重要。同时，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必须进 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农村经济，提供强大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1989年春，中共贵州省委部署在全省农村开展形势教育， 下去了5 000多人。这年年底，在形势教育的基础上转为“三基本”教育，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从内容来看，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90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正式部署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共贵州省委及时调整部署，把“三基本”教育改称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90年第4季度，全省正在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省委确定基层组织建设的试点单位，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单位，并作了具体的安排。1991年3月，省委在赤水召开了总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经验的会议，明确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由点到面在全省普遍展开。
中共贵州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三项任务，即以思想教育为主线，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推动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并指出：经济建设是目标，思想教育是动力，组织建设是保证。省委强调：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农村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是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 一个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否成功，首先要看对本村经济发展是否有推动，改革是否找到了路子。集中进行教育的4个月，至少要解决好一个符合实际的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思路，搞一个经济发展规划，最好是有所起步。省委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必须把思想教育贯穿始终，作为主线来抓。思想教育必须联系实际，要讲党的基本路线，讲发展农村经济的前景，讲增强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在解放思想、拓宽思路上下功夫。省委强调，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发展农村经济的保证。社会主义教育一开始，就要注意考察干部，发现人才。通过观察和必要的调查，选拔那些有为人民服务思想，办事公道正派，有一定市场经济意识，有一定发展经济能力，能够带头勤劳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人，作农村的支部书记，当农村干部。
贵州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注意抓了4个环节：
❶抓好村情调查，做到心中有数。首先摸清自然情况、经济发展、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社会情况5个方面，进行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就有了针对性。这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基础环节；
❷抓好骨干培训。即培训村干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
❸宣传和掌握好政策。大力宣传这次社会主义教育与过去“四清”根本不同，实行“三为主”、“两不整”、“三不搞”、“三不变”，即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正面教育为主，自我教育为主；不整干部，不整群众；不搞一平二调，不搞批判斗争，不搞人人过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变，改革开放总方针不变，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变；
❹抓好验收。省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领导小组制定了验收标准，坚持按标准验收。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农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干部和群众投身改革、勤劳致富的积极性。针对干部、群众怕政策变的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使大家在心理上增加了稳定感，更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
❷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普遍得到加强，村级组织整体功能得到提高。后进党支部的比重、团支部的瘫痪面都有下降，党团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吸引力普遍增强。不少地方基本做到了经济发展有人管，思想工作有人抓，公益事业有人办，共同致富有人带。经过这次教育，普遍出现了农民积极要求入党、入团的好现象；
❸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人心稳定以后，农民踊跃投资投劳，抓好常规农业，大搞坡土改梯土，兴办绿色工程。多年来想修而未修成的道路、水渠，这次修成了，农民把它称之为“社教路”、“社教渠”。农业生产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积极兴办乡镇企业，各种服务组织纷纷建立，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❹促进了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促进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过程中，农村普遍建立了治保组织、民事调解组织，还建立了妇女禁赌会、红白理事会、老年协会等群众组织。它们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解民事纠纷，扬善弃恶，移风易俗，建设文明村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使农村民事纠纷减少，发案率下降，治安形势好转，农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