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

1. 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1950年初四川获得解放。从1950—1952年，人民政府在农村先后采取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为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三年恢复期末的1952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960.2万公顷.比1949年增加16.13万公顷；粮食总产量1642.5万吨，比1949年增长9.9%；粮食亩产114公斤，比1949年增长8.1%。其他农产品产量同1949年比较，其情况为：棉花总产量4.16万吨，增长1.71倍，亩产11.4公斤，增长75.4%；油料总产量28.7万吨，增长21.7%，油菜籽亩产42公斤，减少3公斤；糖料总产量125.9万吨，增长1.21倍，甘蔗亩产2.47吨，增长33.5%；烟叶总产量4.9万吨，增长4.8%，烤烟亩产54公斤，增长8%；蚕茧总产量1.09万吨，增长1.22倍；茶叶总产量0.94万吨，增长1.04倍；水果总产量6.4万吨，增长42.2%；水产品总产量1.04万吨，增长28.4%；生猪出栏量648万头，增长1.12倍；大牲畜存栏623万头，增长12.3%；羊存栏319万只，增长30%。由于农业生产情况全面好转，195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43亿元(1952年不变价格)，比1949年增长18.8%，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16.1%，林业产值增长19.6%，牧业产值增长34%，副业产值增长24.2%。
2. “一五”时期(1953—1957年)。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四川同全国各地一样，顺利地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兴起，1955年底全省农村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51.6%，到1957年春季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95%以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生产政策措施方面，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53年2月颁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规定土改后农民的个人财产受到保护，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个体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开展爱国丰产竞赛并奖励劳动模范，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大力植树造林，鼓励发展畜牧业，提倡信用合作和借贷自由，帮助缺劳农民克服困难，严惩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推动农业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水利建设方面，1953—1956年完成了人民渠大型水利建设工程，使成都平原扩大灌溉面积8.66多万公顷，还修建了东风渠和西河、牧马山引水工程，利用都江堰水源又扩大灌溉面积6.7万多公顷；同时积极发展小型水利。到1957年，全省共兴修小型水库309座、山湾塘5万多口，提灌设施也有显著增加。这样，全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就由1949年的57.86万公顷，增加到1957年的106.5万公顷，增长84%。这一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1955年秋季以前发展比较健康稳妥，该年秋季批判“小脚女人”，层层下达指标限期合作化，结果全面冒进，在1956—1957年初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初级社尚未站稳脚根就全省完成了高级合作化，由此带来许多问题，并逐渐暴露，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前4年农业增长很快，到1957年就慢了下来。全省粮食总产量，前4年连续增产， 1956年达到2 156万吨， 比1952年增长31.3%；而1957年下降到2130.5万吨，比上年减产1.2%。油料总产量，1956年为40.7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41.8%;1957年与上年产量持平。蚕茧总产量，1956年1.17万吨，比1952年增长6.9%;1957年1.05万吨，比上年减10.9%。茶叶总产量，1956年1.65万吨， 比1952年增长75.5%; 1957年1.35万吨，比上年减22.2%。农业总产值，1956年达到57.2亿元(1952年不变价格，下同)，比1952年增长33%;1957年60.65亿元，比上年增长6%，低于5年平均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
3. “二五”时期(1958—1962年)。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农业合作化的冒进错误不但没有被认识，而且在政治上不断批判“右倾”，经济上搞“大跃进”，农村高级合作社建立不久又向人民公社升级。这一系列“左”的指导和实践给四川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失。1958年秋季，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大批农业劳动力上山，砍光树木炼“铁”，森林遭受空前破坏，有相当一部分成熟了的庄稼烂在地里无力收回。该年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部署建立人民公社，要求于9月底全省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完成。到10月1日，就把全省原来16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转为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财产上大搞平调，管理上高度集中，生产上统一指挥，加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使得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愈刮愈猛。同时大办公共食堂，不但收了社员群众的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做到所谓“生产军事化”和“行动战斗化”，连一日三餐也要“集体化”。这些，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9年起，农业连续3年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引起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仅有1155万吨，比1956年减产46.4%，比1949年还下降22.7%；油料、糖料、烟叶、麻类， 产量分别比1949年减少28.5%、46.2%、78.4%、27%；牲畜大量死亡，有的生产队连一头猪也没有。有鉴于此，党中央从1959年以后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对平调农民的财产实行退赔，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把一些重要权力下放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恢复自留地和提倡牲畜私养，对办不办公共食堂坚持群众自愿原则，等等。直到1961年春夏，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四川才开始得到比较认真的贯彻执行，因此四川是全国损失最严重的省（自治区）之一。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回升到1 435万吨，仍比1949年减少4%，油料产量仍减少31%，糖料产量减少48.5%，烟叶产量减少69.4%，麻类产量减少51.2%；大牲畜存栏量比1957年减少9.2%，生猪出栏量比1957年减少64.5%，羊存栏量比1957年减少32.1%；农业总产值为47.09亿元(1957年不变价格)，比1957年的59.95亿元减少21.5%。
4. 三年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由于农业发生重大挫折，引起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业及各部门的发展速度不得不慢下来，从1963年起进入了三年经济调整时期。这期间，四川农村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已基本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逐步建立集体生产责任制，重新划自留地到户，实行生猪公有私养，党和政府并采取了若干减轻农民负担，休养生息，扶持生产的政策措施，使农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61.62亿元(1957年不变价格)，大牲畜存栏743万头，生猪出栏1 524万头，羊存栏702万只，都超过了1956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2 055.5万吨、油料39.3万吨、糖料147.7万吨、烟叶3.9万吨、麻类1.55万吨，也大大接近了1956年的水平。其间，虽然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下派阵容强大的工作队到农村纠正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并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了“四清”运动，但农业发展势头仍持续到1966年，该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 210万吨，比1956年还高出2.5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67.75亿元，比1956年增长18.4%。
5. “三五”、“四五”时期(1966—1975年)。1966年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时，工作中心愈加偏离经济建设，把阶级斗争和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农村“四清”变成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采取许多极“左”的做法，提出在农民中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和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基层干部统统被审查，要抓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得人心惶惶，动荡不安。《5.16通知》发出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城市逐步波及农村，1966年下半年农村社教工作队被“造反派”全部赶回城，不少工作队干部遭到围攻和揪斗，农村局势大乱。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四川也从上到下层层夺权，各级干部全部靠边站，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完全瘫痪，农业生产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为了“造反”，“四人帮”制造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大量反动舆论，并到处挑起武斗，肆无忌惮地打、砸、抢、抄、抓，城乡路断人稀，一片恐怖气氛。1967年5月以后，从省到县虽然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发出过若干“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但在农村着重是推行“农业学大寨”。1968年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作出“农业学大寨”的决定，要求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农业学大寨中，各地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推行“政治工分”，分配上完全吃“大锅饭”，在生产上以粮为纲，排斥多种经营，并且不顾自然气候条件强制推广双季稻，使生产遭受很大损失。同时在学大寨中，各地大搞改土造林和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一时期，建成了三岔等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60多座、小型水库6 000多座、山平塘近百万口，扩大有效灌溉面积71.8万公顷，使水利条件有所改善。但总的说来，从1966—1975年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文革”的大动乱，四川农业发展甚微，某些方面还有所下降。这10年的主要情况是：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的2 210万吨增加到1975年的2 580.5万吨，9年仅增长16.7%；这期间粮食播种面积扩大97.06万公顷，增长10.4%，而亩产量由158.5公斤增加到167.5公斤，只增长5.6%；全省总人口占有粮食产量，1966年人均305公斤，以后9年都在300公斤以下，1970年降至282.5公斤，1975年又降至275.5公斤。农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126.62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增加到1975年的137.5亿元，9年仅增长8.64%。其中，种植业产值由89.57亿元增加到101.14亿元，增长12.9%；林业产值由8.58亿元降至7.74亿元，减少9.8%；牧业产值由22.35亿元增加到25.06亿元，增长12.1%；副业产值由5.73亿元降至3.08亿元，减少46.2%；渔业产值由0.39亿元增加到0.54亿元，增长38.4%。
6.“五五”时期(1976—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始于1976年，该年四川发生严重干旱和强烈地震灾害，粮食、油料、生猪大幅度减产，城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川中一些县的农民大量外逃谋生，省里从东北等省调进25万多吨粮食应急，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从未有过的现象。1976年底“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从此生产、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正常。1977—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除继续稳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保留自留地这些重大政策外，在生产责任制方面允许分组作业，定额管理，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议工分，并于1978年10月肯定了广汉县金鱼乡包产到组的经验加以推广；在农业生产方面，强调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作出了主攻中稻、削减双季稻和“水路不通走旱路”等重大决策；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提倡多种经营，狠抓社队企业，并从省到县建立了社队企业局。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四川农业迅速增长。197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 198万吨，比1975年增产23.9%，亩产增加32.5公斤，人均占有粮食增加55公斤；农业总产值达到163.81亿元(1980年不变价格)，比1975年增长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