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比较及其前景

无论是考察一般的文化概念还是研究特定的西方文化的沿革，都涉及到文化的比较和评价问题，怎样比较、评价和取舍诸种文化，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的理论。由于文化本身是由物质和精神层面，以及价值、习俗、传统、意识形态、行为规则等诸方面组成的一个综合体，因此，对文化的比较、评价、取舍，往往难以形成一般性的共识。人们很难在一般意义上比较两种或各种文化的得失，评价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优劣。这种一般性的比较、评价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武断的、肤浅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引入文化比较和评价的一般方法论。一般说来，在比较和评价一种文化时，我们必须考察文化所归属的历史类型和层次类型；文化比较的标准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西方文化所提供的评价参照系；以及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关系。
文化的历史类型。西方历史真正得到系统全面的发展，并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去鸟瞰世界文化的进程，是从19世纪开始的。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维柯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率先把历史划分为“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三个阶段，与之相呼应的是三种承先启后的历史类型；德国的赫尔德则用“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来标识人类历史的文化类型。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人类文化的内在精灵）经历了由东方世界、古典世界到日耳曼世界的发展。19世纪的孔德，把历史分为英雄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的“神学”、“哲学”和“科学”三种文化类型。在他们对历史发展及文化类型的演化所作的论述中，都隐含着新兴资产阶级自由乐观精神所支撑的历史价值观念：人类文化—历史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外国向欧洲这个他们生活的中心发展。但是，这种欧洲中心论所执的文化历史类型，在本世纪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出现了两位最具影响的历史—文化学者，即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斯宾格勒以生物的有机图式去看待文化—历史演进，把人类文化和历史看作一个动态的生命体，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生命所展开的某种抽象的逻辑图式。作为一个生命体，任何文化—历史都同样具备生长、成熟到衰亡的历史过程。汤因比以其“挑战与回应”的图式—即任何文化—历史都是对生存环境的挑战所作的必要回应，把人类文化—历史的展开也看成一个同时性的逻辑图式。这种新文化观导致了对每一种文化存在价值的认可：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立的起源、成熟、衰亡；任何文化都不能替代另一种文化本身的功能：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多种文化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文化场。在斯宾格勒那里，有8种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在汤因比那里，是多种文明的形式，这些文化与文明的形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象征，这些象征就是表征着不同文化各自特质的内在精灵。在现代的文化中积淀着这些精灵的残余，它在人们的意识中流动，如同生命，给人们的文化指引“方向”。这种文化观的意义在于：它使人类对文化—历史的阶段性由机械的单一化，走向多元的共时、共存，以至为交流、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世纪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使几乎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命定论观点是相对峙的。从狄尔泰始，罗素、波普尔、克罗齐等人，同斯宾格勒一样，都认为文化—历史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由不断发生、但不再重现的单个事件及其主体（人）构成的。自然科学中讲的任何规律、法则都无助于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有其自身的“法则”、“规律”，这种历史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取决于具体历史的文化、价值取向。它不同于牛顿、拉普拉斯那样具有严密决定论的科学假设，也不能以达尔文生物进化的图式得到充分说明。自然科学的因果性、规律性，只能简化历史的意义，正如波普尔所说，这样做反而使历史没有意义(因为历史发展看不到人的活动，看不到文化的发展了)。实际上，文化一历史自身具有一种人参与了的、相对的意义，对此，波普尔说道：“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66页)这种历史观，否认的是历史不具有象自然科学那样命定的“规律”，却不否认历史与人类社会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意义，实质上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给予每一种历史—文化类型以存在的“自律”，使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性质，使任何一种文化在同一层次上都具有共存的价值。
文化的层次类型。如果说文化在历史类型上，经历了由一元的文化向多元的文化观的发展，并由此确定了每一文化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的层次类型则在更高的层面上，进一步区分出这些不同历史类型的文化的高或低的层次。
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的结晶。既然是人的创造物，也就是人的潜能的对象化，人的本质—人性的实现。人性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或一蹴而成的事情，而是轻重缓急逐次递进的过程。人作为文化主体，他的自我（人性）实现的不同层次性，也正是文化的不同层次性。按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人性的需求层次的划分，人的需求一般可分为几个等级—生存和安全，友谊和爱情，尊重和品德，理想、能力的实现，自我需求的实现。这几个全面实现，才是真正人格的实现和人性的完美。但是，实际的人性实现的步骤，却是一步一步由低层向高层次的过渡。据此，文化层次类型可大致分为基本需求（文化制度方面）和高级需求（文化心理方面）两大层次。而按文化的功能划分，文化又可分为“是什么”(what)—文化的内涵，“为什么”(why)—文化的论证反思层面，“怎样去实现”(how)—文化内涵成为现实的操作步骤这三个部分。
人类的文化，作为独立存在的各个地域、民族的情神财富（人性），具有各自独立俱在的同时性；但就其各种文化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互相交往、互相渗透、互助牴牾、互相冲突的现实状况来看，这种静态的共时性又表现为这些文化互相冲突、融合时的阶段性、历史性即历时性。历时性是在各种文化共存的前提下区分出它们的层次的客观基础。文化发展和融合的辩证法正在于这种一元（历史性）与多元（共时性）的辩证统一：并非象黑格尔那样忽视文化的同时性，仅仅强调文化从低级走向一个更高级的文化个别；而是在肯定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感，确定文化由低级走向高级格局（历时性）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达到多元性与一元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比较的标准。文化的历史类型和层次类型，揭示了文化的发展应当是在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文化素质的统一。但是，怎样在理论上确定一种文化的新与旧、古与今，怎样评价一种文化的优劣、高下，以决定进行文化抉择时的价值取向，关键的问题是承认历史的进步性及衡量这种进步的客观标准。
在人类思想的发展中，“历史进步”的思想，最早是由法国的安·杜尔哥、让·孔多塞和德国的约·赫尔德在18世纪提出的。到了19世纪，关于“历史进步”的思想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达尔文的进化论标志着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达。但是，处于当时认识水平的思想家们，对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源却认识不足，他们几乎都在人类的理性和精神中寻找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杜尔哥和孔多塞从人类智力改善的无限可能性中去寻找；黑格尔则从绝对精神(抽象化、普遍化了的人类精神)的自足的自我演化中去寻找。因此，他们认为进步的标准也只能以精神现象为尺度，所谓进步，就是考察一个社会或历史阶段的科学、道德、法律思想、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囿于精神现象的考察，他们还简单地把历史的发展看成非革命的直线不断上升的发展图式。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开始揭示出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及其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是抽象地谈论历史进步概念，就象他们不是抽象地谈论一般社会概念一样。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页。)也就是说，脱离历史进程中具体的经济形态及其生产方式的考察和评价，一个历史时代的进步现象到了另一个时代就会转化成倒退的现象(例如，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进步性，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本身则成为倒退的东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它创立了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发展，而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也就是历史进步的力量这条一元的历史进步标准。正如列宁所说：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生产力的活动内容的生产方式是社会最终的决定力量；另一方面，还在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是可以清楚地判明和准确地测量的。有了这个标准，人们就可以对一种社会形态及其历史进程是否创造出更加强大的生产力、更加有效的经济、更加完善的社会和行政管理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能力和自由的界限增大的程度，人的文化和道德水平达到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从而判断出一个历史时期及其文化传统的优劣、新旧，以便作出科学的抉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还在于它理解生产力的决定性时的辩证性：承认社会意识及其文化类型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在各种不同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中，文化具有可传递性、可继承性。例如，封建社会就继承和发展了奴隶社会的文化成果（古希腊文化甚至影响到今天）。这种辩证的理解，实质上就是在总体上确立各种不同生产力水平的文化现象和类型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归属的同时，还看到这些文化现象和类型的跨时代、超历史的自足的永久价值。这也就是在衡量文化的优劣、新旧时，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辩证地“扬弃”的理论依据。可见，确立历史进步及文化性质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客观的，又是相对的、辩证的；既要看到文化具有优劣、新旧的标准，又看到文化本身还具有再生、超时代、超历史的继承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文化是由历史进程所创造的。具体说来，任何意识、观念形态的东西，甚至人本身，都是自然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和实践的成果中，证明世界的物质性，证明世界本身是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的，证明它在时间上存在的永恒性和空间上的无限性，证明它的永不衰竭的自身发展，揭示出这个发展在一定阶段上必然导致产生生命和思维能力的生物，等等；这些理论旨在将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观念从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不是要回到“庸俗唯物主义”，回到机械的物质决定论的封闭体系中去。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一旦指出世界的物质起源、基础并进而驱走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臆语谬论后，在一个更新的视野和层次上，强调人及其活动—实践的重要性。它看到了物质世界中能动的活动主体—人，看到了亿万客观实在中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看到了人及其力量，就看到了文化的力量。由于文化的力量，世界的原有格局就变化了：不仅具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而且还具有一个精神的世界。这个精神的世界不仅产生于物质的世界，而且愈来愈超脱于物质的世界（这是人类不断征服自然的结果），并改造物质世界，使物质世界染上一层光彩夺目、丰富灿烂的精神世界的色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深刻含义。这样，人类的理想和憧憬，就不再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神学中远在天边、超越尘世的彼岸的“烟云”，而是随着人类生成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而展现出来的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本身现实条件和固有格局的变革。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文化构想和历史进程的统一，就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达到这样的认识，也就从承认世界客观物质的一般唯物主义上升到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研究中心和理论出发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同理，当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时，并非要人们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做机械的理解，而是让人们更加注重社会生活领域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活领域及历史领域的“物质基础”，实质上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实践。无论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还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力量，都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社会”的内涵，就是人，社会不过是对人类结合的方式的抽象而已。马克思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7页)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同上书。第4卷，第320页)因此，人构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体。研究社会和历史，除了研究那些环绕在人类活动周围的外在条件外，一个关键的逻辑起点，就是从人出发。
人是什么？这个关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问题即是一个永恒的、也是一个常新的哲学问题。只要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这个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本质—人的本质的问题，就会提出来。而在那些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处在转折关头，人们为了改革世界急切的企望调动人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时，人的问题就会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例如，在古希腊人类文化的初期，就出现过“知汝自己”那样的天真的对人的问题的探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欲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引发出了但丁、莎士比亚等人对人的赞美；在二次大战后，也正是出于对人在世界上的归宿及最终意义的探索，出现过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回顾思想史几千年对人的本质的思索，其实质不外是在强调“一半天使，一半野兽”这一“理性—感性”模式的前提下，各有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侧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动物。所谓超越性，在此是指人能够凭借自己创造的工具、语言、智慧、成果……等广义的文化条件，超出世界其他任何生物都无能为力的既定的生存环境，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存格局。而这种新的生存格局，又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条件。这种文化条件与人的生存格局象滚雪球一样逐渐丰富。人的本质，就在于其文化条件的丰富、更新。人的本质，也就是他的文化的条件。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蹩脚的建筑师”高出于聪明的蜜蜂的地方。
有一位哲人说得好：观念和文化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探讨人对自然、历史的改造和推动作用，实质上就是说明文化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社会历史进程的变革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改革；第二个阶段是管理制度和各种体制的变革；第三个阶段是文化传统和思想方式的变革，也就是人的观念的改革。就起步的顺序看，一般说来，这三个阶段是一个逐步发展、循序渐进的必然步骤；而且，随着时间维度的展开和增大，变革的速度、效益和可操作性在这三个阶段逐次减小，但从逻辑上和历次历史变革的经验上看，三个阶段就成为三个同步运转的层次了，并且，由于人在三个阶段和层次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人的观念及文化格局的变化就显得逻辑在先了。所谓逻辑在先，就是说人在自身的观念上要有一种首先从自己做起、变革自身观念、知识价值、思维框架及整个文化格局的强烈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原理，在哲学的高度上深刻全面地阐明了文化对历史进程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社会意识”概念，是对“文化概念”的一种哲学抽象。社会意识概念，作为同社会存在相对应的范畴，它是人们对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过程，在实践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概括。社会意识更注重文化的精神和观念层面。它包括社会的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要素(如艺术、道德、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宗教、哲学等)，它包括全部社会精神生活及其过程。
如同文化的内涵一样，社会意识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从意识的主体及主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包括不同的人所特有的个人意识和带有一定整体性、共同性的各种社会集合体的群体意识；从高低不同的层次的关系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又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从是否反映社会的经济及政治特点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形式又区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的这些层次，通过其丰富多彩的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历史进程产生推动或阻碍等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及其反作用理论，为文化格局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机制，作出了科学的说明。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列宁在此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实质上就是指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文化。按照列宁的思想，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它没有地域的封闭性，它是“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它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因此它不分国界、不分中外，这揭示出文化发展的普遍性；第二，它没有类型的局限性，它是“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它包括纷纭繁复、丰富多彩的人类智慧和实践的结晶，它揭示出新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内涵；第三，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它强调“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它强调新文化一方面是具有动态发展的先进文化，一方面又兼收并蓄、继承发展各个不同时期文化传统的精华。事实上，任何先进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是跨国界的，都是多样丰富的，都是兼收并蓄，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的。无论是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哲学革命这些被马克思、恩格斯称道不已的人类文化事件，还是18、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由三大发现(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能量守恒和转化)和量子力学以及相对论导致的科学革命；无论是欧美的尖端科技水平，还是东亚日本的电子技术，只要是人类创造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秀精神文化成果，最终都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吸收了19世纪文化精华的文化成果，在20世纪，已发散为各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革命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抽象的普遍的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成为具体的特殊的实践意义上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文化—意识形态。面对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必然会由发散的具体的特殊和实践意义上的学说，上升和集聚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理论意义上的学说—20世纪人类文化的结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应当包含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
正如19世纪的三大发现一样，20世纪的自然科学也面临着更加宽阔丰彩的前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科学学、潜科学学、技术学、工效学、未来学、协同学、思维科学、脑科学、创造学、传播学、符号学、生态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行为科学、遗传工程学、微电子学、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应该建立在对自然的深刻认识和对自然规律的科学概括的基础上，假如不对20世纪人类自然科学成就所揭示的自然景观有深刻、全面的把握，就会象许多时过境迁的学说一样，失去自己的普遍意义，成为一种不能包容动态现代化文化的静态传统文化。
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面对人类20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革新。在哲学方面，生存哲学、科学哲学、比较哲学、模糊逻辑、数理逻辑、生态伦理学等学说的出现，拓展了人们关于自身和社会的视野；在经济学方面；比较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这些新学科的研讨，揭示了20世纪人类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新问题、新成就。另外，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在本世纪也出现了飞速发展的态势。
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西方当代社会的发展结构及其特质作了系统而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分析。他运用“后工业社会”这个可以“使西方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更易理解”的概念，对西方社会的新特点作了概括。他把社会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方面。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指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权力的矛盾和要求；文化是指那种用符号的形式表达各种象征和意味的领域。这样划分后，就能清楚地看出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在各个方面围绕着一个中心所发生的变化(他称为“中轴原理”)。在社会结构方面，现代西方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即根据最低的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分配资源的方法。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即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都在要求参与政府事务的管理。在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强化自我的愿望。这三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使得西方社会结构产生了许多新的现象。例如，在社会结构的职能方面，出现了科学的日益科层化(Bureaucracy)，脑力劳动的分工日益专门化；出现了劳动中知识的地位的凸出化；出现了由商品到服务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转移；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以及对其要素划分的困难性；出现了人与企业、人与社会、人与机器、人与自然的新问题；出现了对管理、民主、统治、及“公正”意识的新观点。
西方社会结构的这些根本变革，实质上在马克思杰出的著作《资本论》中就已经预见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预见到的不仅仅是由资本的原始积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所造成的两个阶级的斗争，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来临；而且，他在开始写《资本论》第3卷时，已经意识到，由于大规模投资银行体系的发展和股份公司出现，已经开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因而导致了全社会在阶级结构上的重大变化：(1)随着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资本家自己的剥削、占有，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整个社会都在为再生产投资。(2)随着股份公司所造成的革命，其结果就是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马克思称为“指挥劳动”的管理者阶层。(3)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工人的增多。这三大结构的变化，使马克思根据对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出的阶级分化理论，以及由这个理论推导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加深，财产的社会化趋势，社会矛盾的必然发展等问题，面临着新的解答方式。
当代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无疑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他们认为，本世纪以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欧美发达国家没有发生革命，而在社会结构异于西方、经济文化又相对落后的俄国，却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一现象说明，西方社会结构方面必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研讨了马克思本人关于人道和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斗争学说的论述，结合西方的具体情形，提出了“整体化”的思想。“整体化”就是看问题的辩证视野与方法。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看清发展了的西方社会与人的问题的实质。卢卡奇认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它并不是对某个命题的‘信条’，也不是一本‘圣书’的注释。相反，正宗性只指方法。”(《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英文版（伦敦），第1页)他认为，用黑格尔关于主体与客体相结合、分离、再达到辩证的结合的方式，可以解释当时的现实。当时的西欧、中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如此尖锐，但为何迟迟没有发生革命，即使发生了又很快失败，其原因就在于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变化，违背了整体化的辩证方法，把无产阶级的发展及其革命，只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即只看到无产阶级作为“客体”的一面，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和历史的主体，需要加强解放的“自我意识”，以及“主体”对革命的能动性、自觉性的一面，这样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危机”。因此，第二国际脱离人及其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去研究自然—历史及其自发、客观的辩证发展，势必使人忘记自己的解放使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游离于西方社会变化的实际、僵化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的分析从总体上看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不过，他们在人—实践—无产阶级现状—新西方社会结构等方面，毕竟看到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密切关注社会实践新情况的、辩证发展的社会科学。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无产阶级意识、社会革命的精神条件及其实现，即着眼于“主体”方面，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又被称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参见《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1980年英文版，“文化”条。)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克海默认为，他们研究的目的，是说明社会经济生活、个人心理发展同狭义的文化领域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着重社会伦理、人道主义、历史和文化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辩证批判的最高形态，积淀着从普罗米修斯到圣西门、黑格尔的整个人类文化精华的成果；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又不断寻求与当代思想文化中较有影响的派别，如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分析学及其他20世纪文化思潮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中又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把握文化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基础上，揭示了文化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振兴运动。尤其是那些落后国家，由于其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影响，面临着更加艰巨地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宏扬文化的任务—这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西欧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标志是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对人类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作了系统的简要的划分。他认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迄今为止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的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但由于缺乏民主化引起政治上文化上不平衡的落后状态，使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第三阶段的主导者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得更紧密。由西方现代化进程三个阶段的简要划分中，可以发现：举凡走向现代化的国度，都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文化上的民主化这两个条件。社会学家M·J·列维曾列举出“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特点方面的八点差异，使得现代化内涵中“工业化和民主化”两个方面更加具体、更好理解。列维认为，(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专业程度比较高，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在现代化社会，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情感生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在非现代化社会，由于家庭、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伦理具有狭隘的个人性质；(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一样，即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也仍然是专制的；(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的，功能有限制，感情中立，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习俗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制的，具有感情色彩；(6)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7)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展的科层制组织，而在非现化代社会，即使有科层制组织也是建立在“个人说了算”的社会关系之上的；(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家庭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也是多层次的。当然，列维也强调，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完全缺乏上述的现代化成分。因此，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个社会可能更靠近现代化的这一极点，另一社会可能更接近现代化的另一极点。同时，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先进国家并未达到真正的现代化水平，并且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国家还引发出“后现代化”的一些问题，但是，无论是现代化判别的相对性还是后现代化的提出，都从另一个侧面确证了现代化因素的普遍性和现代化历史进程本身的必然性，都愈发证明它的总体内涵和原则—工业化和民主化。
“现代化”不仅仅是标志着欧洲社会及其国家历史嬗变的一个历史学概念，它更重要地是被用作代表一种先进的历史运动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方向的综合性概念。现代化因而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一是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化即指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同步的历史必然运动。在这一历史的必然运动中，凸现出历史进程与伦理构想的冲突：一方面是滚滚向前、优胜劣败的无情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是后工业化社会造成的心理震荡和精神困扰这些严峻的历史咒符。从历史和逻辑的发展上看，历史与伦理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即使是为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认为“一个民族愈文明，它的风俗习惯就愈没有诗意”。就连卢梭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在骨子里却縈回着对“有道德的原始人”的崇尚。这种历史与伦理不同步的现象，在歌德那里更突出。由恩格斯对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的性格二重性的那段著名的、精辟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他深谙这个“天才”和“庸人”的内心世界的痛楚：一方面，他惋惜歌德“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另一方面，他又赞扬歌德“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的历史功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257页)在当代，存在主义及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实质上不过是伦理压倒历史的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是人性的超历史的呼唤。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人类精神应当经历的三阶段论，即由审美境界，到伦理境界，最后上升到宗教境界，是用伦理去抗争不合理的现实历史进程的宣言。富于深切伦理意志力量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把理性的五个阶段，看成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阶段和目的，而最终所要达到的结果，就是理性在人类历史中的实现，即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构想中，这些思想升华为真正的历史进程与伦理目标和谐统一的现实实践过程。
就现实历史进程来看，一个民族的发达与否，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数字，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落后的经济民族，其政治、文化状况同样是不应回避的。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很难发现有历史进程和文化—心理水平大为悬殊，而能够抵达其现实目标的例示。海涅在自豪地谈到德国革命的特点时说，德国是先完成了她的哲学，然后才完成她的革命，并宣告了他那种撩动过千百万人心扉的名言：“思想走到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这正说明了文化对社会的重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