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日战争时期

安徽党的组织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抗战开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长江以北地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先后派出大批党员干部来安徽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1940年，在皖南、皖中、皖西、皖东、豫皖苏、皖东北等广大地区，相继建立起省委、区党委、地（特）委、县委和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了皖江、淮南、淮北三块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战胜利结束。在淮南地区，到1941年底，即先后建立起20个县委，党员人数达8 500多人。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各界抗敌协会，粉碎日伪军的频繁扫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2年4月，以长江以北的巢湖、无为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党组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皖江地区党组织，建立起中共皖江区委员会，统一了整个皖江地区党的领导。到1943年底，皖江地区建立了3个地委、16个县委（中心县委），共1.17万名党员。其中当年发展党员4 040名，占全部党员的34%。到1945年8月，皖江地区县级党组织发展到21个，并建立了2个专署和13个县级政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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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随着日军在金山卫侵袭登陆，抗日战争在郊区拉开序幕。在中共江苏省委、东路军政委员会、江南区党委、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郊区曾先后建立过淞沪中心县委、路南特委、浦东地委、淞沪地委和上海的近郊工作委员会。各级党组织运用各种形式，进行革命抗日活动，并在浦东、浦南、崇明等地建立起多支抗日武装，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壮大了革命力量。1937年底到1938年间，金山李新民邀集抗日爱国志士张天瑞、吴庆和、王进仁、姚阿松等，组成“抗日救国自卫团”，队伍达200多人。1939年春，青浦工委派出干部在尚泾、新桥、华阳桥、莘庄和七宝地区以及仓桥和天昆地区开辟“点线”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恢复了中断联系6年之久的松江地区党组织，至1940年，发展党员20多名，成为松江沦陷区同日寇作斗争的中坚力量。1938年初，浦东工委先后建立塘东、路北、东南、路南区委，发展党员100余人，在党领导的游击队中，相继建立了7个党支部。1940年，浦东工委乘伪十三师五十团改组之机，派出10多名党的干部打入伪军，并在伪军中建立7个中共秘密支部，控制伪军五十团的部分连队。1941年5月，浦南工委根据“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引导农民发动反饥饿、反压迫的“哄吃饭”斗争，松隐、亭林、朱行、山阳、漕泾有成万群众参加，击毙日伪乡保长、特务、征税员70多名，成为浦南历史上空前的农民大暴动。1942年，浦东沿海地区支部建立，以杜行小学为据点，宣传抗日救国，团结进步青年，先后发展党员10名。1943年初，奉贤县境内有民福、关行埭、西陈家宅、胡油车、大沙、肃家桥、三团港7个支部，60多名共产党员。1945年初，浦东党员赵铎心、张厚生等为掩护中共淞沪地委机关和淞沪支队主力安全地从浦东转移至浦西， 在杜北地区开辟了一条地下交通线， 分三批转移了560多人。地下交通线上， 莘庄西河浜一度成为浦西地下党的指挥部。抗日战争胜利时， 郊区党员发展到1 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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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战争时期

进入全面抗战以后， 湖南党组织由长期埋伏转为迅猛发展。1937年12月9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建立， 为秘密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中共湖南特委在长沙、益阳、湘阴、衡山、衡阳、湘桂铁路、浏阳、湘潭、常德等地恢复和发展党支部24个。1938年1月， 中共湖南省工委重建后， 确定恢复和扩大党的组织为近期的中心工作之一， 先后派人去岳阳、湘潭、南县、华容、溆浦、衡阳、衡山、益阳、新化、韶山等地帮助建立或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各地基层党支部也随之逐步恢复。到4月， 全省有32个县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中共衡阳县工委建立14个党支部。
从1938年3月起， 中共湖南省工委为培训县区干部， 先后在平江、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8期共有200多名学员参加的党训班， 学习党的建设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游击战争的战术与唯物辩证法等课程。当时， 从省工委到中心县委，直至基层党组织， 层层举办党训班。训练内容有共产党员标准、反对自由主义， 还有保密纪律。中共湘西工委要求教育新党员逐步了解和熟悉党章、《支部工作纲要》， 经常看党报。7月， 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提出猛烈发展党组织， 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到1938年8月底， 湖南全省共有党员3 522名。
1939年2月，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继续大力发展党员， 扩大党的组织， 至同年5月， 全省党员达5 000余名。党员的成分， 农民占第一位， 工人第二位， 知识分子第三位， 军人第四位， 商人第五位。到1939年4月， 党支部大都能经常开会， 长沙、常德、祁阳、宁乡、南华安、新化等地的党支部表现较为活跃。但大多数党支部仍陷于这样的状态， 即 “一般的支部没有区委去出席， 不能自主的开会”， “支部会议大多只是听取区委出席的人的报告或指示， 未能自动提出当地的具体需要的问题在支部讨论。” 针对这种情况， 中共湖南省委二次全会， 着重指出要健全支部生活， 转变支部工作方式， “农村的支部工作重心是在反映本地群众及行政机构的需要， 提出 （交） 支部讨论， 并决定解决的办法。”之后， 支部工作有了进步。正当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全面推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之时， 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于1939年4月20日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中共湖南省委将训练后的部分党员派往各地， 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4月底， 中共湘南特委建立65个党支部。6月 “平江惨案”后， 形势急剧逆转， 党的基层组织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但中共湘西工委仍于11月恢复， 并建立了35个党支部。1939年4月， 周恩来获悉国民党新的反共阴谋， 立即通知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迅速将党组织转入地下， 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
1940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确定湖南党的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根据中央的指示， 湖南党的基层组织坚持隐蔽、秘密地从事党的活动。
1941年1月发生 “皖南事变”，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大肆清查异党， 疯狂反共， 数月内在湘潭、衡阳、邵阳、常德、益阳等县抓捕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及其家属3 000多人。邵阳、岳阳、湘阴、溆浦、辰溪、沅陵、凤凰、沅江、桃源、兰田、新化、耒阳、郴县等地下党组织被破坏， 党员人数大为减少。1942年底， 全省有党员600名左右， 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党员仅18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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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山东广大军民一方面组织对敌斗争，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使农村党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从1938年底开始，全省陆续建立健全了党的区委员会（区党委）。到1940年底，山东分局便辖有鲁南、胶东、鲁中、鲁西、清河等区党委和湖西地委，农村党员发展到近10万人。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多次进行“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与日军勾结，加紧制造磨擦，使党组织建设受到一定影响，农村党员数量有所减少。在山东军民对敌斗争面临严重困难时刻，中共中央于1942年3月派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指导工作，帮助山东分局总结了抗战四年来的工作，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努力争取共产党在山东取得优势”的战略方针，使山东党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3年1月，各级党组织开展了整理和改造支部的工作，先从抗日根据地开始，再在敌占区和游击区进行。山东分局要求：各区委要将工作重心放在有政治意义的中心村庄，推动一般村庄；要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党支部；确定的提拔和清理对象，要严格执行上两级单位批准的规定。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 在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山东农村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945年底，全省农村党员发展到20多万人， 党的各级组织也健全了。全省各县都有了县、区委，约1/3以上的自然村建起了党支部。
在八年抗战中，山东农村党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抗日斗争，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全省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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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冬，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杨一木、李仰南先后任工委书记。他们在宁夏中学和宁朔(1960年撤销改青铜峡市)、平罗、中卫、中宁等县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基层党支部。此时，宁夏革命老区盐池县农村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固原县的红河、麻子沟等农村也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52名党员。这些农村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斗争和减租减息，为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宁夏工委在“国统区”银川平原地区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也建立了一批地下党组织。他们领导农民群众抗租抗息，参军参战，护送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行径，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春，宁夏工委遭敌破坏，工委书记崔景岳和宣传委员孟长有等领导同志被捕，惨遭敌人活埋；工委组织委员白玉光等被敌人长期监禁，受尽酷刑，直到1949年宁夏解放才被党组织从狱中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