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同定购时期

随着农村粮食产销余缺发生新的变化，同时也由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继续按各地原定的征购基数计算超购加价，就会大量出现地区和农户之间的收益失衡，国家财政也难以承受。为此，1984年国家对粮油流通采取重大改革，决定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品种仍限于小麦、玉米、稻谷、大豆，并实行按“倒三七”比例计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粳米按“倒二八”)，销往农村的粮食实行购销同价。全省共与1 343.6万户农户签订定购合同，占总农户的93%，落实定购粮食56.59亿公斤，占计划的98.4%。但从当年起粮食生产出现徘徊，加之人口增加、需求过旺的势头继续发展以及市场机制不健全，多渠道竞相争购，粮油市价上扬，牌市差价进一步扩大，增大了完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的难度。为保证完成合同定购，1986年国家决定，大豆退出合同定购任务，并把定购任务由57.5亿公斤调减为40.7亿公斤，1987年再调整为34亿公斤。同时采取奖售平价化肥、柴油、发放预购定金的“三挂钩”政策和以高于比例价委托代购形式，鼓励农民多售粮食。1988年实行省对市地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对大米实行专营和粮食销售计划一包一年的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整顿流通秩序。1990年开始，国家决定以高于定购粮价积极收购专储粮，逐步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激发了农民种粮热情。加上农民普遍注重科学种田和气候条件较好等因素，全省粮食产购销同步增长。1985—1990年国家共收购粮食422.6亿公斤，其中议价占46.48%；共销售粮食287.78亿公斤，其中议价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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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定购时期1986—1992年

随着粮油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1986年国家决定取消食油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同时开展市场收购。食油销售也相应实行凭证定量供应与议价销售并存的办法，形成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轨制”流通体制。此后逐步减少合同定购任务，压缩食品行业和工业用油，扩大议购议销比例。到1992年议购占总收购量的比例由定购前1985年的47.5%扩大到91%。同时其他经营部门和油厂也进行议购议销，改变了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局面，为食油市场放开创造了条件。1986—1992年，共收购食油148 050万公斤，年均2 115万公斤；共销售150 950万公斤，年均2 156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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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定购时期(1985—1995年)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将棉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同时还决定：“允许植棉户和生产单位自行销售棉花，实行多渠道流通”。商业部规定：“定购外的棉花实行市场调节，价格随行就市，不给加价，不奖化肥”。产销政策的变化，导致天津市棉花购销体制的变动。使纱厂已不需通过供销社调棉花，而是自己成立了棉花供销公司。
1986年，国家针对棉花产大于需的状况，再次调整棉花产销政策：继续控制棉花种植面积，不搞定购以外的种植；调整北方棉的加价比例，由“倒三七”改为“倒四六”，即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加价。由于收购价格降低，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使全市棉花播种面积急剧下降，1986年仅达到1.84万公顷，比上年减少36%；当年只收购皮棉1.08万吨，比上年减少42.2%，没完成国家下达的定购计划。
1987年以后，我国棉花生产滑坡，供求趋于紧张。为了鼓励农民多种棉花，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政策。天津市除执行了国家规定的政策外，还出台了一些优于国家的鼓励办法，如实行棉肥、棉油挂钩；恢复棉粮挂钩，按斤棉斤粮兑现平议差价款(每50千克棉多付差价26元)；市对县地产棉核定基数为1万吨，超交部分实行三七分成，由地方留用；提高棉花技术改进费，用于供销社棉花服务和农林部门改进棉花生产技术等，对促进天津市棉花生产起了一定作用。1990年棉花产量有所上升，达1.53万吨，比1986—1989年均产量增长29.7%。
1993年以后，天津市根据中央指示，强调实行统一收购、统一经营，不放开棉花市场，不搞价格“双轨制”，进一步落实棉花种植面积为3万公顷和合同定购数为1.75万吨。然而，由于种棉比较效益低，农民积极性不高，故全市棉花生产、收购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全市“八五”期间的棉花收购总量只有3.3万吨，分别比“七五”、“六五”期间收购量减少20%和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