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购销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禽类生产有了较大发展。1954年从郊区收购家禽4.8万只。1958年“大跃进”中，市禽卵公司采取贷放优良品种鸡雏给生产合作社饲养，养成产蛋鸡后收购淘汰鸡的办法，全年收购家禽40.87万只，比新中国成立初增加10倍。1959年以后家禽减产，1960年仅收购14万只，1962年家禽生产好转，是年收购家禽51.94万只。1961—1969年从全市农村收购家禽总共为95.7万只，占天津市总购进量的8%。1965—1969年，年平均市销售量为77万只，基本上保证特需供应，对市民节日限量供应。1970—1979年由于执行了补贴价格、补粮和上调收购价格的政策，促进了家禽生产，这期间从全市农村收购家禽228.3万只，占进货总量的9%。1980—1984年家禽列为议价商品，家禽收购价格放开，5年内收购家禽355.8万只，是70年代10年收购量的148.6%。1985年5月天津市政府决定家禽销售价格随行就市，自主经营，家禽购销由各经营单位自行掌握，自此家禽生产经营进入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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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购销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生猪收购先后实行了自由收购、派购、议购和合同定购的收购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公司、供销社、个体屠商等均可自由收购。自1955年开始实行派养派购，实行诸如“增养定购”、“合同定购”等派购形式。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在派购任务完成后可进行议购。198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生猪购销政策和价格方案》精神，取消生猪派购任务，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政策。天津市实行通过合同向农民定购，每头合格生猪供应一定数量的平价饲料。1987年4月，市商委、农委下达《关于生猪收购调市实行经济合同的通知》，要求郊县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基层收购部门与生猪生产单位和农户签订合同收购，由屠宰场与郊县收购部门签订调市合同，对违约者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1992年6月生猪市场放开，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市场和生产风险基金等方式，稳定生产，稳定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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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购销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的蔬菜购销经历了自由经营、统购包销和放开经营三个时期。1952年以前，基本延续私营商贩自由经营。从1953年开始，国营商业开始介入并逐步扩大蔬菜批发经营。1956年完成瓜菜业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后，蔬菜批零业全部纳入国营蔬菜公司领导之下。1957年下半年把大白菜、土豆、旱萝卜、葱头四个品种列入国家管理的二类物资，实行统购包销，计划价格。1958年蔬菜批发业全部改为国营，零售业实行国营及国营领导下的集体经营，取消个体经营。1959年对郊区基地所产蔬菜全部统购包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放开经营品种。蔬菜运销专业户出现。1986年进入管放结合阶段，1993年以后蔬菜市场全部放开，国有批发商业基本退出自营，组织产销者自由成交，价格随行就市。国有和集体零售商店在菜农自销和个体商贩占据市场后，多数退出蔬菜零售业。
蔬菜购销形式，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代理经营和自营两种。代理经营是接受客户要求代买代卖，即代菜农在协商好的价格幅度内与买方议价，或由代理商召集买卖双方当面议价，成交后收取卖方5%～8%的佣金。因代理经营的风险为买卖两方承担，故菜商多采用。1949—1954年，私营蔬菜批发商贩仍沿习这一经营形式。1955年公私合营瓜菜批发店代理经营中的成交价格，不再由买卖双方议定，而是按规定牌价以质论价，代为推销。1986年，天津市蔬菜实行管放结合体制后，对定购范围之外的品种和定购期之外的品种，由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代理成交，议购议销，随行就市，一般收取卖方销售额5%手续费。随着放开部分增加，代理经营比重逐步扩大。
自营是自行采购、自行推销的独立经营形式。天津解放初期私营菜商，自营的采购方式有两种，一是座庄收购，二是派人外采。80年代中期以后，天津郊县及各地蔬菜产区出现的运销批发专业户，即是自营。
统购包销期间，国营蔬菜公司统一组织收购、分配、销售，调进调出平衡供求，是比较特殊的自营形式。其购销手段，主要有安排货源计划、签订产销合同、统一平衡货源和调剂余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