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田赋、苛捐杂税增加

《中国粮政》 载：民初，政府试图对 “田赋改用银元以昭划一” 而未实行，却给地方 “带征附加税之权，故赋制混乱而不可收拾。” 民国四年以后旧附加税并入正税，而新附加税日益增加。定县的附加税，1927年比1912年增长了353.25%，与此同时，正税增长了63.42%。《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载： “1925年至1927年……在直隶于三年间土地税增长了五倍”。《中国经济年鉴》载，1932年，河北省田赋概数： 地丁5 986 377元，漕粮89 996元，租课274 951元，差徭152 816元，杂项5 496元，合计6 509 636元。按该年河北水旱田地总面积6 895 467公顷计，平均每亩田赋0.0629元。以1931年的田赋为100，河北水田，1912年为60,1922年为98; 平原旱地，1912年为59,1922年为102; 山坡旱地，1912年为53,1923年为112。
这一时期，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和军事需要，征调的兵差非常浩大，种类繁多。兵差既要钱又要物而且要人。《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载： 自 “九·一八”事变后，“冀省自热河军兴以来，沿长城及东南备县，以数县之力，供给数十万大军，由去年(1933年) 12月起至今年 (1934年)3月半止，全省计征发大车一万四五千辆，骡马四千余匹，多未发还； 民夫征募亦达六万余人。因此，田园荒芜，供应俱穷，且时值春耕而无法下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