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大统大包，转换经营机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营农场长期处在“执行国家计划，盈利全部上交，开支国家拨款，亏损国家补贴”的状态；农场职工则安于“场定计划，队长指挥，工人干活，月终领薪”。这种“大统大包”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助长了“等、靠、要”的思想和压抑了生产经营积极性。为了冲破“大统大包”的管理模式和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云南垦区根据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三项带根本性的、又互相促进的改革。
1.实行财务包干制度。1980年起，云南省财政对农垦改革过去统收统支的办法，实行财务包干。“六五”期间，实行不交不拨，自求平衡。“七五”期间，实行定额上交，超基数分成，交拨两条线。即以年实现利润5 000万元为基数，上交1 500万元，超基数部分上交10%。省财政核定农垦、农场事业费下拨。总局对所属农场及工商企业实行三种包干办法：盈利企业定额上交；微利企业不交不补，自滚雪球；亏损企业定额补贴，限期扭亏。“八五”期间，年包干上交利润1 400万元，后3年减为400万元。财务包干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企业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在国家大幅度减少投资的情况下，农垦生产规模仍有较大的发展。“六五”和“七五”期间，全垦区固定资产投资10.4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2.47亿元占23.5%，企业自筹投入4.56亿元占43.5%，银行贷款3.2亿元占30.6%。财务包干的实行，标志着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农垦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2.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5年开始，总局对分局、分局对所属企业开展了第一轮承包经营。至此，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了垦区经营管理的主要形式。进入“八五”后3年承包时，垦区把经济效益的增长作为考核重点，并建立了竞争机制和效益机制。同时，从1984年开始，国营农场内部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改革，冲破了国营农场长期沿用的大包大揽，生产者不承担经营责任的做法，初步解决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
3.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发展，优化垦区产权结构。垦区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提高国有经济水平的同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在推行承包经营和职工家庭经营、“两费自理”的过程中，在垦区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引导下，职工开始成为投资主体。一些新开发的种植业项目，在农场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职工投资形成了经营规模。1993年起，垦区产权改革又延伸到由国家投资形成的橡胶、茶叶等长期经济作物，把这一部分国有资产，有条件地转让给职工自主经营。1995年，垦区通过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了职工自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定，并把职工自营经济的发展纳入垦区“九五”规划。同时，垦区大力引进资金和技术，进行新项目开发和技术改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初步形成了国有经济为主体，集体、私营、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一起上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