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执政基础动摇

过去为了维系政权，国民党一直利用各项公职人员选举名额分配来笼络、操纵地方派系和财团，地方派系、财团、黑道势力深植国民党各阶层和行政机关各部门。特别是当都会区选票迅速减少、非都会区选票成为国民党政权基石后，国民党就必须更依赖地方派系、黑道、财团，在基层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建构网络来运作。这虽在一时挽救了国民党的垮台的危机，但也给国民党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一方面，随着政治的松动、社会多元化，国民党对地方派系和财团势力的掌控力日趋下降，以往为争取资源而依附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和财团势力开始产生二心，他们不再将赌注下在国民党一党身上，而是多头讨好。另一方面，由于黑金型的人物渗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在其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龙蛇杂处的情况，使国民党的黑金形象更加深刻地烙印在选民心目中，使更多的民众进一步唾弃国民党，国民党的执政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1997年县市长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国民党长期与黑道挂钩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广大民众对此怨声载道，以选票表达了他们心中的不满。
由于台湾民众政治民主化呼声的高涨，为了舒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被迫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岛内的舆论已不再为国民党一党所有，新闻的自由已使国民党丧失宣传上的优势，国民党垄断局面被打破。国民党不再是工商界唯一青睐的对象，岛内的企业主们的抛金之手散向各个政党，国民党的庞大党产资源也处于朝夕不保状态。国民党在都会区的政治地盘迅速缩小。从1997年县市长选举中北、中、南几个都会型选区的战果来看，国民党不是全面弃守就是败象已露，证明国民党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聚集的都会区空间越来越小。以台湾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非都会区与都会区的差距愈来愈小，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号称主流政党的国民党已无法获得这些主流选民的支持，发展前景暗淡。事实上，从当时党内流派斗争的层次拉高到政党、政权竞争的层面来看，国民党其实已处在“都市包围乡村”的困局之中。从国民党与在野党对选民争夺的结果来看，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被迫迅速让出都会区的政治地盘、坐视两个在野党瓜分选票市场，在台北已经成为事实，在桃园、新竹、台南、高雄乃至基隆已略见端倪，并有继续扩大蔓延的趋势。
国民党对整个社会控制力削弱的同时，对自身组织及党员的控制力也相对弱化。一些靠选票当选公职的党员不服从国民党组织的指挥，我行我素；违纪参选公职的现象十分严重，每次选举，都要因此而清除一大批党员；在各级“议会”中，党籍议员不听从党团组织的领导，跑票事件屡屡发生，致使国民党的政策无法落实；党内的县市长选举，许多人脱离或违纪参选，致使国民党的票源被严重分散，当选席次只有21席中的8席，国民党地方政权已拱手让人。而更为严重的是，党员失联数目高得惊人。国民党号称有260万党员，但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失联党员至少有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曾委托一家电讯公司对该党失联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是国民党有效党员仅90万人，其中多为老人。党员失联的同时，新党员队伍也呈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全省新党员人数4.7万人，1993年降到3.39万人，1994年更降至1.4万人。许多青年人不愿加入国民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远离国民党，相反却大量加入民进党、新党。
正因为社会资源流失，国民党自90年代以后在各项选举中的得票率呈下滑趋势。1992年底的“立委”选举，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60%以下。1993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跌到50%以下。1994年的省市长选举，得票率虽有回升，但付出了台北市长的沉重代价。1995年底的第三届“立委”选举，更跌至42%。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不仅得票率只有42%，而且只获得23席县市长中的8席。国民党在岛内的政治空间越来越小。
1993年底的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过后，国民党在“立法院”只拥有形式上勉强过半数的席次，只要党籍“立委”倒戈，就会丧失议事运作的主导权。因此在此后的人事改组、通过预算、审查各种法案，抑或是李登辉主导“外交”、军事、大陆政策等方面，国民党不但要与已经有近半数席次实力的在野党派沟通，还必须应付某些以“关键少数”自居的党籍“立委”的索求。国民党不是被迫向在野党派作出更多让步，就是要接受自己人的政治勒索，甚至不得不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在各种要挟面前，国民党时时刻刻都有挫失去“立法院”多数的威胁。而到2000年国民党“立委”中形成拥护宋楚瑜阵营，国民党在“立法院”实际上已不过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