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蒋介石表面上的统一

南京政权建立以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加剧，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以“西山会议派”为主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各派之间相互对立，其中以武汉和南京的对立最为明显，因此，也称宁汉对立。
在汉方，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党”行动和斥责蒋介石大屠杀的罪行，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并召开中央会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在宁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态度强硬，坚决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想继续“北伐”，与奉系张作霖争夺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权。宁汉对立的形成，使北伐战争无法继续进行。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自感处境艰难，而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高涨更使汪精卫深感不安。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急于想得到冯玉祥的支持，主张继续北伐。在冯玉祥的配合支持下，6月1日武汉的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郑州。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郑州会议。冯玉祥在宁汉对立中采取中立态度，但稍偏蒋介石，因此在会上，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
南京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的北伐联冯极为重视，蒋介石急欲想了解冯玉祥的态度，因此，郑州会议刚结束，蒋介石电邀冯玉祥到徐州会晤。6月20日，徐州会议召开。冯玉祥在会上表示了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蒋介石遂同意出兵与冯玉祥一起北伐，并支援冯玉祥军费每月250多万元。作为回报，冯玉祥在自己所辖军队和地区中，积极进行“清党”，答应将200多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将苏联顾问遣送回国，同时在宁汉之间进行调解。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并要宁、汉双方通力合作，希望汪精卫、谭延闿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汪精卫眼见处境越来越艰难，遂对工农运动采取镇压和“清乡”政策，开始拘捕和杀害共产党人。汪精卫的言行遭到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但此时的汪精卫集团一意孤行，决心进行分共。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主席团秘密会议，制定了“分共”计划。7月15日，汪精卫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亦称“分共会议”，在会议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中规定：凡共产党员不声明脱离本党的，一律停止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中的职务；共产党不得妨碍国民革命的活动。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遂即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
汪精卫的分共活动，并未使宁汉对立的局面结束。汪精卫以国民党继承人的“正统”身份，呼吁南京的蒋介石，要双方在反共的条件下实行合作。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对汪精卫的反共过迟表示不满，不承认汪精卫的“正统”地位，攻击汪精卫是勾结共产党的祸首，目的在于把汪精卫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继承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于是，双方先是函电来往，互相指责，继而剑拔弩张准备付诸武力。汪精卫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组成东征军，分为左右两路大军，东征讨蒋。蒋介石见此，立即谋求与奉系停战，并把冯玉祥拉向自己一边，调回徐州前线的“北伐”部队，与汉方在安徽、江西两省处于武力对峙状态。
正当宁、汉双方剑拔弩张之际，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3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联名致电冯玉祥，详述武汉国民党政府“清党”分共经过，主张“南讨共贼，北伐奉鲁”，如果宁方同意，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冯玉祥遂将武汉来电转达宁方，并致电建议双方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8月8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张静江等联名致电冯玉祥，对汉方反共的举动表示谅解，认为双方“纠纷即已消尽”，党务善后问题须等四中全会解决，并赞同各方共同出兵北伐，希望汉方“来柄大政”。
正当冯玉祥的居中调停初见成效，宁、汉双方准备妥协之际，蒋介石的后院起火，蒋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之间矛盾激化。桂系以广西为根据地，拥兵自重，在国民党各地方军事集团中比较强大。李宗仁力主北伐，使他的第七军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南京政府建立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有恃无恐，对蒋介石，心存异念，不愿完全听命于蒋介石的指挥。蒋介石对桂系早有戒心，曾密令何应钦剿灭桂系。蒋介石排斥异己的行径，使李、白大为不满。为了保护自己，李、白便与汪精卫串通，秘密策划军事行动，逼蒋下台，并配合唐生智的部队向长江推进，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蒋介石把部队从徐州调回，造成徐州失守，引起国民党内许多人不满。内外交困的形势，使蒋介石被迫于8月12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蒋介石的下台促使了宁汉合流。8月25日，武汉方面宣布迁都南京。
9月15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推选李宗仁、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等32人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任命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等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推定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14人组成主席团，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同日，发表了《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告国民党的“统一”完成。改组后的政府各机关的实权均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之手，汪精卫的汉方并未抓到实权，汪精卫不得已于9月13日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为由，通电下野。汪重新返回武汉，于21日，拥护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挟鄂、湘、皖三省与南京对峙。这样，宁汉对立又一次形成。
为了争夺武汉和两湖地区，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桂系的控制下发动了对唐生智的武力征讨。唐生智发表通电，痛斥特委会为“政客官僚之集合体”，“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不可不讨。南京方面发表通电，指责唐生智“以主义为玩物”，议决“永远开除唐生智党籍”，组织“西征军”，并委任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三、四、五路军总指挥，分三路西征。唐生智面对大敌压境，节节败退。11月11日，决定放弃武汉，把军队交刘兴、李品仙、何键，由他们率领开往湖南，唐生智通电下野，乘日轮逃往日本。南京政府遂接管了武汉，取消了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由程潜任主席。桂系的势力扩大到了武汉。
宁汉再次对立时，广东张发奎的态度暧昧。9月下旬，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残部回到广州后，公开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帜，与南京对峙。李济深为维护两广半独立状态，遂与张发奎于10月7日，联名致电在汉的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并派代表赴汉迎汪。10月29日，汪精卫等抵达广州，公开表示南京政府由特委会产生乃是非法政府，拟在广州另组“中央”。次日，汪召集在粤中委举行谈话会，联名通电建议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产生合法政府，解决党政纠纷。这样，汪精卫、李济深在广州成立了“广东国民政府”，公开打起国民党中央的旗帜，与南京政府对峙，宁粤对立局面形成。
在宁粤对立期间，蒋介石从容地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举行了他和宋美龄的结婚典礼。综观全局，蒋介石认为，利用宁粤对立的局面，利用桂系和汪精卫等的矛盾，采取联汪倒桂的策略，不但可以趁机打击桂系势力，而且还有可能重新掌握南京政权。而此时掌握南京大权的桂系，害怕汪、蒋的联合，因此急忙召集宁、粤、蒋三方在沪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12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谭延闿、吴稚晖等中央执委、监委数十人出席。会上，各方争论不休。汪精卫等攻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是非法的，而李宗仁、李济深、孙科等指责汪精卫与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乘李济深赴上海开会之机发动的驱逐桂系势力的政变行为有关。汪精卫一看势头不对，提出让蒋介石复任总司令。汪的提议获得通过。桂系为打倒汪精卫，也主张蒋介石出山，并勾结上海黑帮势力，企图杀害汪精卫。蒋介石认为驱汪时机已到，便劝汪精卫暂时离开上海。汪只好于12月16日出走法国。
接着，斗争的矛头又指向了“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动辄以“反共最早”的国民党正统自居，在国民党内蒋汪派都反对他们。1927年11月22日，南京各界民众举行“讨唐胜利”庆祝大会，在游行中发生了枪击群众的伤亡事件，这是蒋介石事先策划的，并指责开枪者系“西山会议派”人士。南京政府遂对谢持等人进行停职处分。“西山会议派”的势力大减。同时，胡汉民、孙科等同时对蒋介石联汪不满，遂于1928年1月25日去西欧各国“考察”。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1928年2月1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为蒋介石的重新崛起和军事独裁奠定了基础。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担任组织部长。这样，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军事委员会常委会由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等12人组成。由蒋介石、于右任、谭延闿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并通过“为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这次会议，公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把共产主义视为“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确立了反苏反共政策。从此确立了国民党的理论纲领。使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二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各派从表面上取得了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并决议联合讨伐奉张。会后不久，蒋介石把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所属各军分别编为第二、三、四集团军，以他们三人分任各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推蒋介石为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人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蒋、冯、阎、李联合再度进行“北伐”，讨伐奉张。
4月9日，蒋介石令四个集团军向奉系发动进攻，在津浦线、鲁西、直南地区、石家庄地区和京汉线上同时出击，并迅速占领济南。日本为了阻挡“北伐”，竟于5月3日出兵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为了求得日本的“谅解”，命令第一集团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上。不久，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德州等地及北京外围。张作霖于6月3日放弃北京，退出关外。次日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军炸死。6月11日，阎锡山担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军队进占北京。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将北平、天津改为特别市。
国民党军队占领平津后，决定对东北采取“和平解决之方略”。张学良身为张作霖的长子，统领东北三省军队。日本的杀父之仇，使张学良认识到充当日本在中国东北代理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决心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7月1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活动，决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到北平会见蒋介石。8月9日，蒋介石派方本仁到沈阳，劝张学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经过半年的曲折和谈判，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31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这样，国民党政权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暂时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但是，国民党形式上的“统一”，无法掩盖内部反蒋派别的斗争。以宋庆龄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继续举起反蒋大旗。1927年11月，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痛斥南京、武汉国民党背叛革命的罪行，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奋斗到底。宣言的发表，使在国内从事反蒋活动的谭平山等深受鼓舞，并于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从事反蒋斗争。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言行不能容忍，于是在他的暗中支持下，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一些人，鼓吹改组国民党，并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就是“国民党改组派”。1929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改组派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被奉为该派领袖。汪精卫、陈公博的真正目的在于借改组之名，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因此，国民党改组派，实际上是代表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蒋在野派。蒋介石重新掌权后，胡汉民、孙科等对蒋介石拉拢汪派不满，到欧洲考察，国内的王昆仑、谌小岑等拥护胡汉民，希望胡汉民东山再起。他们在上海集结，并创办了《再造旬刊》和《民众日报》。他们不满意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也反对汪精卫的左派面目和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主张“再造国民党”，实行所谓“全民革命”，实行和平的“清党”反共。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为“国民党再造派”。最后蒋、胡达成联合执政的协议，在1928年10月国民党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上，胡汉民当上了立法院长，并帮助蒋介石实现了军事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