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约因素

(1)人口骤增， 耕地锐减。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保持耕地动态平衡的难度大。 从1949—1997年38年间， 全区耕地面积由33.81万公顷下降至30.02万公顷， 净减3.79万公顷， 但同期人口却由85.1万人增至210.68万人， 增长1.48倍， 人均耕地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0.397公顷下降到1997的0.142公顷， 下降0.225公顷。 随着国家用地、农民宅基地的不断增加，全区人增地减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 并随着25度以上坡耕地的逐步退耕还林还草， 人地矛盾将会更加尖锐。
(2)农业基础脆弱， 发展后劲不足。全区山旱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7%以上， 旱涝保收的水浇地面积仅占总耕地的23%, 人均水浇地面积只有0.032公顷； 且由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老化、水毁现象严重， 全区有病险水库41座， 老化失修水利工程750项， 影响灌溉面积2.05万公顷； 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以改观， 虽经几十年的治理， 仍有水土流失面积10 380平方公里， 占总耕地面积的61%, 侵蚀模数达每平方公里3 000～5 000吨， 其中强流失面积4 590平方公里， 占全区总面积的26.98%, 且治理难度大。
(3)农业资源匮乏， 开发难度大。 由于本区开发时间早， 土地垦殖度高， 宜农后备资源少。 全区有宜农荒地6.13万公顷， 仅占全省可垦宜农地面积的12%, 且开发难度越来越大， 如不依靠国家的大力支持， 绝大部分可垦地很难在近期内转化为实现生产力； 全区可利用水资源匮乏， 主要灌溉用水湟水河水量逐年下降， 流量比40年前减少40%, 一遇大旱之年的枯水期， 湟水流量明显下降， 大多数沟岔河道和小溪小泉干枯。 1991—1992年四季连旱期间， 湟水乐都段水量比上年减少50%, 民和段出现断流， 山区群众饮水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 随着黄河上游梯级电站的逐年增加， 黄河流域提水灌溉也成一大难题， 当黄河水流量不足300立方米/秒时， 沿黄河44座电站悬空， 直接影响沿岸2 000多公顷水地的灌溉。
(4) 畜草矛盾突出， 造林成活率低。 全区以中华鼢鼠、高原兔鼠、 田鼠为主的草原鼠害年危害面积达34.84%万公顷， 以各类蝗虫为主的虫害年危害面积达6.58万公顷， 以黄花棘豆、 兰花棘豆、 狼毒、 醉马草为主的草地毒草呈蔓延之势， 年危害面积46.8万公顷。 草场严重退化， 牧草产量和质量下降， 严重超载过牧， 畜草矛盾突出。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 山区极度干旱， 虽然国家年年都要投入较大资金进行荒山绿化， 但保存率极低。 近20年， 全区累计造林面积达52.47万公顷， 保存率不足20%。
(5) 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低， 商品意识淡。 全区青壮年文盲半文盲仍达20%, 青壮年农民的劳动技能和接受农业新科技的能力普遍较低， 自给自足思想浓厚而商品观念淡薄， “小富即安” 的思想相当普遍。
(6)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窄， 档次低， 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需求。全区虽然已基本建立起十大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但服务内容多限于产中的技术指导、产前信息、融资服务和产后加工， 销售服务涉及的少， 且大多数加工设施工艺落后， 产成品难以达到国际水准。 大多数农产品处于自产自销的自由入市状态， 市场风险较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服务功能不强， 全区有一定经济实体的村级组织只有1 085个， 占全区总村数的49.7%, 其中集体年经营收入在5 000元以上的村只有633个， 仅占总村数的29%, 大多数村既无经营收入， 又无集体积累， 难以行使统一服务的职能。
(7)地方财力匮乏， 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全区1997年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仅1.51亿元， 而支出达6.66亿元， 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仅占总支出的22.67%，地方财力极为紧张。 “七五” 期间， 全区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24.83%, “八五”期间降至22.4%, 1997年降至20.9%地方财政不仅无力配套支农项目建设， 且大量被挤占、 挪用，农业投入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