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村自然灾害救济

天津市地处海河下梢，因受气候影响，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有灾却无荒。政府在各灾年都拨出救济粮款救济灾民，并领导灾区人民，依靠集体力量，团结互助，开展生产自救，恢复经济，使灾区灾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和妥善安置，没有因灾害冻饿致死或举家外出逃荒事件。1949—1995年，政府累计支付救灾款约1.62亿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曾发生三次大的自然灾害。党和政府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组织人民抗灾救灾，赈济灾民，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❶洪涝灾害。1963年8月，海河上游地区持续10天普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洪水奔腾下泄，与海水交汇一起，冲破堤防，使天津郊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市政府立即成立了收容救济灾民委员会，区县、街道、公社、生产队层层建立救灾机构，并组织了17 000多名干部投入赈济灾民的工作，共转移安置灾民25万余人。入冬前至当年底，政府又发放救济款166万元、救济布17万米、棉絮9.75万千克，信用社发放生产、生活贷款94万元，群众捐赠衣物、鞋帽193 693件。为了防治灾民疾病，组织三批医疗队，共1 362名医护人员分赴灾区防病治病，免费治疗80余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5 000人次。第二年，市政府拨给静海县、大港区等受灾严重的区县救济款920万元，免费医疗款30余万元，信用社发放生产、生活贷款420万元，为灾民供粮519万余千克，代食195万千克，送菜165万千克，烧柴260万千克，使灾民的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❷地震灾害。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给天津市造成严重破坏，6 199万平方米的建筑倒塌，占全市总建筑物面积的59.8%;24 296人死亡，重伤21 563人，轻伤55 917人，遗留下孤老500余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9亿元。灾后，市委、市革委会立即调动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组成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对农村的烈军属，按优抚政策给予补助优待；社员困难户，由集体给予补助，集体经济困难的，由国家予以必要的救济。遗留下来的孤老、孤儿，按“五保”供养条件供养。对12个区县，先后下拨救济款4 436万元，其中用于生活救济1 992万元。入冬，又发放救济款1 939万元及冬季生活用品。
❸旱灾。1980—1984年，天津市出现了数十年来未遇的特大旱灾，年降水量仅34毫米。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农村累计受灾面积68万公顷，受灾人口304万人，减产粮食11.6亿千克。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及时深入灾区，慰问灾民，部署抗旱救灾。组织群众打井、挖河等进行抗旱的同时，积极救济灾民，先后发放救灾款679.48万元，共救济777 691人次，使灾民情绪稳定，社会秩序井然，无一人外出逃荒。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救灾工作突破传统格局，一是实行无偿救济与有偿扶持相结合，救灾与扶贫相结合，兴办了一大批救灾扶贫经济实体，吸收农村灾区剩余劳动力参加生产，增强了救灾工作的活力和群众抗灾救灾的能力。从1985—1995年，政府先后从救灾款中拨出用于救灾扶贫、兴办经济实体的资金千余万元，兴办实体千余个。二是为进一步探索建立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制度，在救灾体制的改革上，引进保险机制，实行救灾与保险相结合。1988年4月，在武清县和西青区开展了农村救灾合作保险试点工作，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投保集资，增强了救灾工作的经济实力。把救灾工作纳入保险轨道，不仅改变了过去农民丰收归自己、灾荒年靠国家救济的依赖思想，有效地强化了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而且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推动救灾工作走向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