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自由贸易到计划购销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粮商在粮食市场上居优势，投机活动相当猖獗。福建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加强公粮征收工作，实行通盘调拨，大力筹集粮源，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粮食贸易。国营粮食商业部门积极收购，掌握粮源，在市场上实行“粮价波动则抛，粮价稳定则购”的灵活吞吐政策，以稳定粮食局势。从1949年到1952年，都是实行这种国家商业领导下的粮食自由贸易。
1953年，为了使国家掌握足够的商品粮食，适应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稳定市场粮价，巩固工农联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政策。福建省于1953年12月将粮食的自由贸易改为国家垄断经营，由国家统一收购和供应粮食。1955年9月，对农村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政策，全省定产412.9万吨，定购和征粮116万吨，定销29.3万吨。全省286.51万农户，其中定购农户175.4万户，占61.2%；定销农户96.57万户，占33.7%；自给农户14.54万户，占5.1%。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定量供应，对工商行业用粮和城镇饲料用粮，实行计划供应。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在粮食生产上搞高指标，刮浮夸风，造成粮食连续三年的高征购。1959年全省粮食产量400万吨，比1958年减产45万吨；但由于浮夸成风，虚报产量，把减产吹成“丰收”，因而提高了粮食征购任务，全年征购粮食158.8万吨，比上年增加33.9万吨，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39.7%。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329.5万吨，比1959年又减产70.6万吨，而征购粮食仍达123.2万吨，征购量占产量的37.4%。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323.5万吨，征购粮食100.1万吨，征购量占总产量的30.9%。粮食减产，粮食征购反而增加，加上有一段时间提出“放开肚子吃饱饭”的错误口号，放松了粮食销售管理，特别在农村粮食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实行供给制，全省农村一度办了公共食堂6.48万个，推行“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的做法，取消口粮定量。这些不顾客观实际的瞎折腾，给粮食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后来，尽管国家被迫返销了粮食，但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在内，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1959年只有224公斤，1960年降为203公斤，1961年又下降到198公斤。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原粮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有215公斤。因此，从1959年秋季开始，粮食紧张状况逐步趋向严重。全省有500万—700万人口粮有困难，浮肿病逐步蔓延，一些地方不正常死亡陆续发生。
为了尽快地恢复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福建从1961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同时，在粮食分配上，实行“少购少销”和稳定农民负担的政策。一方面，征购任务比1960年调减1亿公斤，并提高了收购价格；另一方面，整顿和压缩城乡粮食销售，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从1961年至1963年，全省减少统销人口95万人，城镇人口口粮供应从每月成品粮14公斤降到12.5公斤，对熟食、糕点和粮食复制品，实行严格的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在农村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农村公共食堂在中央提出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后，逐步解散。1961—1965年从外省净调进51.4万吨粮食，以缓解粮食供求矛盾。在这期间，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粮食状况开始好转。1965年全省粮食产量恢复到455.5万吨，国家征购粮食114.9万吨，农村人均占有量恢复到259公斤，城镇粮食供应也恢复正常。为了减轻农民负担，1965年对粮食征购任务，确定征购基数，一定三年不变。灾年调减当年任务，丰年实行超产超购和加价奖励办法。这个办法连续执行了6年，1971年征购基数改为一定五年，确定征购基数后，超产适当超购，给予加价奖励，这一办法一直执行到1978年。
从1953年至1978年，国家征购粮食3 003.9万吨，加上进口和省外调进的粮食，为安排好市场的粮食供应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此期间，国家统销粮食2 978.5万吨，其中统销农村860.8万吨，统销城镇2 117.7万吨。
油脂油料于1949年10月至1953年11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的自由购销，1953年12月起实行统购统销。1953—1978年全省收购油料折油43.5万吨，大豆、米糠榨油1.63万吨，统销食油49.93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