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寺碑

隋碑。即《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文帝开皇六年立。碑文内容为募捐建寺情况。正书。其书法遒丽宽博，安简浑穆。康有为赞道： “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 (《广艺舟双楫》)为著名碑刻之一。今存河北正定龙兴寺。

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586)十二月立，在河北正定龙兴寺，故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楷书，碑阳30行，每行50字，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15字。碑阴及碑侧有题名五列。书法中和宽博，无北魏寒俭之风气，开初唐端凝之先河，为隋碑之上品。
 杨守敬《平碑记》谓： “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 (褚遂良) ,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 说得有道理。
 唐楷是由魏碑演化而来，魏碑书法率意而作，或奇逸似纵马，或怪诞若古木，或刚强如金刚，大都生动有余，规矩不足。隋碑《龙藏寺》风度端凝，气象浑穆，点画结构也极有法度，趋于规整，它不仅集魏碑之大成，而且为唐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初唐四大家虞世南、欧阳询、薛稷、褚遂良都汲取过她的乳汁，而其中褚遂良受其影响更深也更大。试将褚遂良的代表作《孟法师碑 》与《龙藏寺碑》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递嬗关系也更明显了。
 《龙藏寺碑》用笔沉着，全靠强劲的腕力来运锋使毫，故一点一画细筋入骨，力透纸背，给人一种以锥画沙的深刻感觉。结体正方，点画排列匀称而宽舒，四平八稳中流注着贯通的气息。章法尽管横竖成行，但上下较疏，左右稍密，类似隶书的布白，特别清朗。细劲的笔画，宽舒的结体，清朗的布白，从容的意态，造成了清远萧散的境界，如同水木清华的山林，令人意远神怡。
 比较来看，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得其平和的气息而流于圆润，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得其坚实的骨架而流于险劲，褚遂良《孟法师碑》得其端雅的结体流于古拙，薛稷《信行禅师碑》得其细劲的笔画而流于飞动。初唐四家从《龙藏寺碑》中吸取营养，各有所得，又根据各人的个性学养发展为各有风格的书艺。如果说没有初唐四家就没有唐楷的辉煌的丰碑的话，那么没有《龙藏寺碑》也就没有初唐四家。因此《龙藏寺碑》可以说是魏碑过渡到唐楷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清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对此碑推崇备至，并定为大书家智永所书。这个论断并不恰当。按智永书法善八面运锋，用笔圆劲而流丽，结体紧密，团结不散，有一股向心力，与此碑瘦劲宽博的风格截然不同。此碑与智永虽处于同一时代，但不可能为智永所书。

龙藏寺碑

隋。刻石。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𠏡奉敕率州民万人所立。楷书。《金石萃编》载：“高7.1尺，宽3.65尺。”石现在河北省正定县龙兴寺大悲阁东南。“龙兴寺”俗称“大佛寺”，宋乾德六年(公元963年)宋太祖更名为“龙兴寺”。故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碑额题“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文由齐开封参军张公礼撰文，碑上未署书人姓名，碑阳文30行，行50字，阴文5列，列30行，碑右侧无字，左侧3列，上列6行，中列8行，下列2行。《龙藏寺碑》是著名隋碑，被称为“隋碑第一”。字体宽博朴拙，运笔瘦劲细挺，用笔外方内圆，既荟萃了南北朝的笔法，继承了汉隶的笔势，又开拓唐楷书的先声，是隶楷演变过程中一种独具风采的书体。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云：“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 《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列其碑为“精品上”。上海图书馆藏有《龙藏寺碑》的拓本。据考，碑末行“张公礼”三字末泐者为明初拓本，端方所藏“张公礼”三字末泐的号称宋拓本，而上海图书馆藏的拓本比端方藏本墨拓更精，存字更多，当为《龙藏寺碑》佳拓珍本。清王昶《金石萃编》、日本《书道全集》等均有著录。

龙藏寺碑

位于隆兴寺内。立于隋开皇六年(586)。碑额雕刻蟠龙纹，正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文载述隋代恒州刺史奉命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建龙藏寺的情况。碑通高3.24米，碑身高1.71米，宽0.95米，碑阳正书阴文30行，行50字，计1500字，无撰书者姓名，按欧阳修《集古录》载，系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碑额大字精悍夺人，碑文书法遒丽宽博，开唐楷之先河，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清末康有为认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

龙藏寺碑

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隋正书碑刻。隋开皇六年(586年)立于今河北正定龙兴寺，故又称《正定府龙兴寺碑》。书法瘦劲宽博，上承六朝遗风，下开初唐楷书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