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针》,全称《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鸳鸯针》,题“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 卷首有序，后署“独醒道人漫识于蚓天斋。” 残存第一卷。另有《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一枕奇》 二卷，其第一卷与《鸳鸯针》 所存之一卷同； 《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双剑雪》 二卷。后二卷无序无图，编辑及批阅署名同《鸳鸯针》。《鸳鸯针》卷首有图八叶。孙楷第先生指出： 三书实为一书，原书名 《鸳鸯针》。书本四卷，书肆析前两卷单行，则为《一忱奇》,析后两卷单行易其卷本，则为《双剑雪》。三书五卷，去其重复，得四卷十六回。卷演一故事。
 
 其一卷四回的故事叙： 明朝年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秀才徐鹏子，生活清贫，靠出卖乃祖做官时的几爿房屋田亩为生。才学文章，自视甚高，却屡屡困于场屋。有一年，他满怀信心参加科举，期望题名，“文福双齐”,不料却被一个叫丁全的钻营之徒买通本府莫推官，偷梁换柱。待到榜发，徐鹏子名落孙山，那个丁全却顶了解元。当他得知偷窃疑情后，心内生愤，乃与另一学内秀才绰号叫 “白日鬼”的周德商议，欲到监场告状。而周德趋炎附势，通告并撺掇丁全设计陷害，将徐家的丫头掠去私藏，告徐鹏子一个谋杀的罪名，由莫推官受审，投入牢房。而丁全则鲜衣好马，上京城会试去了。因他 “做人滑滔，见事乖巧”,竟也中了 “低低一名进士”。再说那徐鹏子，坐了三年监牢后，其妻将房契转让给新进巡抚，才得脱身。为了生计，遂远行去做幕宾，途中尝尽风波之苦。后因伴读翰林公子，得到翰林的赏识，不久中得进士，官封“北京刑部主事”。徐妻王氏千里访夫，屡屡颠踬，终于在郊外与徐鹏子偶然相遇，始得团圆。而丁全却因其干父严世蕃倒台，科场案发，撞在徐鹏子手中，真情大白。而徐鹏子却“以德报冤”,将丁全罪名开释了。后徐鹏子官至吏部尚书，三子克绍书香，中得举人进士，皆为名宦。
 二卷四回叙： 明朝天顺年间，江西南昌府新建县秀才时升(大来),家业贫困。一次在外出借贷路上，遇到了一位“壮士”的慷慨赠银。“壮士”者，大盗也。不过“盗亦有道”,这个名叫“风髯子”的“大盗”是一位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高人侠士，常在暗中相助时大来。后时大来远走广东潮州府，给一位任知府做幕宾。不意知府女儿在途中被人所劫，其首领即为风髯子，告时大来搭救，知府女儿得以获释，但因此时大来也惹祸上身，被知府关入牢房，由风髯子打通关节获救，并赠银助其逃难。后时大来得一袁姓乡宦收留，叹赏其才，得府县第一，被考试官择用为县公子伴读，不料这位学道就是原来的广东潮州知府，幸得知府小姐探知隐情，私放出门。后时大来高中科举，授刑部主事，并相救风髯子陷狱之苦。在位上，他操守廉明，声誉卓著。任知府得到呵责，其女则由时大来作伐，与风髯子结为秦晋。后时大来官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赐尚方剑，总督三边。不久看破世情虚伪，乃与风髯子等一起 “驰驿荣归”。
 其三卷四回叙： 明朝崇祯年间，山东东昌府秀才宋连玉，世家华胄，满腹才学，却不计世间名利，与十来个要好同伴，结成文社“翼社”,限期聚会作诗，其学内有一个叫卜亨的秀才，田连阡陌，家世富贵，却绣革草囊。仗着名势，在士人中到处招摇撞骗，以假瞒真，每逢题诗作文，则靠两个随行书童案下投递，剽窃诗文以为己有。他又到处刊刻文稿，送人览阅。会试时装病骗取宋连玉信任，并请其代为出考，得中魁元，但为时人所疑。不久宋连玉得中解元，但因不满时政的“纵贿容奸”,遂挂冠而去。而卜亨一日被一傅御史请到家中，拟题要他案头作文，并紧闭门锁。卜亨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便乘晚从御史家的狗洞钻出，玷了一身的肮脏。最后被朝廷捕获，下场不妙。(其后文字欠缺不清)
 其四卷四回叙：明朝万历年间，南京水西门外有个叫范顺的，薄有家产，但为人刻薄，嘴头尖酸。他开有一所米行。江西米商吴元理(有德),有千余担米代请范顺寄存，有急事转道回老家去了。范顺趁米价上涨的当儿，卖掉了这位米商的存米，得了许多银子，并用此本钱做生意，得利极多。当吴元理回南京索米时，范顺夫妻却心生黑心，撒赖鲸吞。为扩大财路，范顺挂船去进更多的米，途中又在饶州府收购了一座木材山。因偷鱼收卖而与 “贼情”牵连，得吴元理搭救。又因贪色风流，赔尽老本。而他的妻妾，趁他外出期间偷奸养汉，与人淫乱，事败后，妾被人发卖，家业散尽，其女儿也被逼出嫁。待得范顺回家时，已一片荒凉，无奈只好投靠女儿。而吉人自有天相，吴元理得了那座木头山，非但没蚀本，还大大赚了一笔，并且不计前嫌，着力帮助范顺。而范顺经历了人世间许多风波，也终于洗心革面，二人遂成生死莫逆之交。
 《鸳鸯针》的题名，出自于元遗山的《绝诗三首》之一：“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把绣成的鸳鸯比喻为艺术作品，意谓学艺不是轻易地教给别人方法，而是要使人潜入其中，躬身实践，掌握其奥妙要领。在小说中移用其意，但已不是针对学艺而言，而是把“鸳鸯针”当作救世、治世的良方，对现实社会痛下针砭的意思。即所谓“痛下顶门毒棒，此针非彼针，针针相投； 一针两针，针针见血。” (独醒道人《鸳鸯针》序)小说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小说认为世道衰落，社会病入膏肓，需要有识之士，即所谓的“智者”来力挽狂澜于既倒，予以 “救治”、“医国”。而“医国”的过程，则是“先工针砭，后理汤剂，迨针砭失传，汤剂始得自专其功。然汤剂灌输肺腑，针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于肺腑也。” (独醒道人语) 而当时社会黑暗腐败，“黑海狂澜，滔天障日”,追名盗利，趋尚成风，因此，小说要用 “鸳鸯针”来“医王治国”,救世济世。
 《鸳鸯针》描写的主要是明中后期的历史状况，第四卷提到的 “闯贼”和“倭寇”,则是晚明的历史折射。明代中后期，朝政废驰，吏治腐败，官宦当道，奸佞横行。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一般老百姓和寒门儒子，深受其害。对于这些社会腐败现象，小说表达了极大的愤慨，总是用犀利、抨击的笔触予以深刻的揭露。第三卷中的“吏部关昌时”,“纵贿容奸，变乱成法”,搜利攫夺钱财，中饱私囊。时大来之妻为了营救丈夫，倾尽家产，也救不了丈夫囹圄之苦，亏得豪侠风髯子送了“二百两赤金”给新到的按院，按院“关照”知府，才得以出狱。时大来出狱时不知详情，以为是遇着了“廉明按院”,倒被风髯子抢白了一通，认为“这般凑巧，那般清廉，若是都恁样起来，天下该久已太平了。”时大来至此才如醍醐灌顶，如梦方醒，认识到了 “孔方兄”的作用。任知府任会稽知县时，因 “诈了原告，又诈被告”,被调任到江西靖安县。但他一上任，就不再“靖安”了，“连地皮卷尽，还恨那树根生得不坚牢”。他“财运颇亨，管粮抽税，加三加五，又搜克了无限银子。”尽管朝野已有 “物议”,却照样不妨碍他升官发财，打听到广东潮州是“有生发去处”,就升任去做潮州知府了。一些读书人做了官，就挖空心思搜罗钱财，“终日敲人拶人，横着心肠刻剥人的东西，就是富堪敌国，也还不知靥足。”地方官们不仅贪赃，而且枉法，动不动就将老百姓和寒儒拿去监禁、鞭打。第一卷中那个为丁全顶名的莫推官，因为得了丁全的“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就将王法置于一边，昧着良心算计迫害徐鹏子，诬他一个谋杀罪，搞得他家破人亡。第三卷中的那个任知府，以怨报德，几次欲陷时大来于绝境。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里，公理与良心的天平一切都倾斜了，封建统治机器的一切都被锈蚀了。那些如狼如虎的差役、狱卒、巡捕，也一个个狗仗人势，横行无忌，敲诈勒索。以致作者慨叹 “强盗何曾在绿林”,官府狱卒的狠恶，使强盗反而变得可亲了，“世上谁人能得君”! 这是小说的愤极痛极之言！
 《鸳鸯针》中描写得最精彩的，是对于士人中“假名士”的毕肖而锐厉的讽刺。有人说它是“一部早于吴敬梓 《儒林外史》百年的短篇儒林小说”。(王汝梅《 〈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 确是十分有理。在此之前，我们还不曾看到如此凌厉的“绝世奇文”(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封建社会中的“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阶层),一旦达到 “士”的地位，就有可能和机会踏上官宦之途，以圆满读书人“封妻荫子”,“名显乡里”的理想之梦。当然，仅仅到达“士”的地位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否则，即使你有满腹才学，也是“无处货与帝王家”,甚至永远沉沦下療。因此，当士子们在通过科考向仕途进军的时候，总是要竭力在上司及同僚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推销自己的价值，以度博得上层官僚的赏识和提掖。这种风气沿袭盛行的结果，是把许多麕集在社会下层的士子导引到对所谓“名士”声望的渴望和歆羡上。因为只要够得上 “名士”的称号，就可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或进或隐，从容自如。而且，他还可以在士人中左右逢源，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从来有真名士，就有一般假名士”。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真正的“名士”,应该是胸罗才学，率真自然，卓荦不群，象魏晋南北朝时的嵇康、阮籍一样，“手挥太极，目送归鸿”,具有超脱于名利之外的风格气度，炯然独立的耿介个性。而“假名士”,则往往是媚俗寅缘投机之徒，他们往往是用欺骗的手段欺世盗名。如《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匡超人之流，就是“假名士”的所为了，对此，吴敬梓曾给予无情的讽刺和嘲弄，很不幸的是，《外史》中“假名士”形象并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隔代单传”,我们可以在这部《鸳鸯针》中找到他们血缘姻亲关系。因为，小说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虚嚣气质，顽钝面孔，咬文嚼字，装模作样” 的假名士卜亨。
 卜亨家境豪富，“田连阡陌，屋齐云霄”。还有 “汗牛充栋”的藏书。但他不学无术，镇日介带着书童帮手吃喝玩乐。他生就一口三寸不烂之舌，“论古谈今，驳帝批王”,最好挚龙附凤，“年家”、“世谊”的，只要能攀援，就极力奉承，不听他便赖死赖活。因他手段灵活，打通了关节，就 “顺顺溜溜”做了个秀才，终日在读书人中间 “交游”。他又要装饱学，临案作诗，总是挥毫泼墨，潇洒淋漓——原来是他事先串通好两个随身书童给他传递剽窃的名诗名句。这一着果然骗过了许多人，老实的宋连玉蒙在鼓里，竟以为他作诗“清新隽永”,“灵健有致”,杯酒功夫，就“花盘锦簇”了。卜亨还标榜斯文，花架子十足，当士人们去他府上聚会时，但见：
 
 四旁都是笔架。……一架堆的是秘书逸史，并十三经廿一史。一架堆的是坊刻诗文，历程大小题，房书行卷，韩求仲文……一架堆的是历朝明公墨迹石刻，及我朝沈石田、唐六如、董玄宰、文征明的手笔，都是锦轴玉签，越发堆的耀人眼目。中间悬一匾道“古道照人”……几上列着一部按季缙绅，一部历科履历，一部尺牍争奇。旁堆着无数当道书札请启及本省府县县官名帖。红红绿绿，真是玩之不尽。
 
 他仿佛开了一个书铺，学问的气势足以唬人，然而他却连《四书》 的章节、庄子的句意和 “云破月来花弄影”这样的名句都不曾知道！ 他不通文墨，进场之后只考了个“六等一名”,但他却在士人面前信口胡诌，说是“高兴起来……那文意笔势，也不觉得滔滔水涌，收煞不来。”而在真实的试卷上，他老兄却是“白的处多，黑的处少”,而被督学批为“何物白丁，滥叨黉序。”但他不思收敛，竟然刻起文稿诗集来，“逢人便送，就象是布施经本一般。”他又偷偷地在乡试卷上假冒考官批语，把“自己” 的文章极力奉承，从此又增加了一份 “乡试朱卷”的“拙刻”。而他也由此搜刮了许多银子，一般的士子更是对他更是趋之若鹜。“就是放个屁，人只道是香的，稍不如意，就大呼小叫的骂。”这渐渐暴露出他的无赖本性来。第四回中，他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因作不出诗文，只好钻狗洞而出。小说对这样的 “假名士”,“真草包”的鄙琐、低劣的品质作了愤怒的抨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对于那些“士林匪类”和士林中趋炎附势、胁肩谄媚的小人，《鸳鸯针》讽刺的锋芒，也没有丝毫的宽容。第一卷中的丁全凭恃钱财，打通关节，不仅攫取了徐鹏子的科业，还捏造罪名，使他陷入囹圄，其所作所为，实与匪类无异。士林小人，则惯于落井下石，出卖良心，如第一卷中与丁全合谋陷害徐鹏子的“白日鬼”周德，第二卷中那个坑骗时大来妻子营救银两的吕游之，就是小说中士林丑类的典型。
 《鸳鸯针》在痛斥假名士的同时，对那些才情富赡、品行清纯的“真名士”,则予以歌颂和赞美。“真名士”虽然也追求科举功名，但并不把科举功名当作进身仕途的唯一目的，即便是进了仕途，他们一般也能清正廉明。第二卷中的宋连玉“至诚无伪”,狷介独立。他中了进士，入了翰林，但因为看不惯官场的“纵贿容奸，变乱成法”,就约合同伴参了一本，“不候旨下，竟自挂冠而去”,把到手的功名弃之如敝履，在隐匿山林、古朴守拙的生活中保全他个性的独立和道德的完善。他与《儒林外史》 中王冕一样，能摆脱尘世名利的羁绊。这在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第一卷中的徐鹏子和第二卷中的时大来，也是作者推崇的士人形象。他们温良恭俭，为人坦诚，有古道热肠。他们身出寒门，能体验百姓的苦难，因此在官位上也能体恤民情，爱护百姓，又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平藩勘乱，屡建殊勋。一旦功成名就，他们就学古代的伯夷、叔齐和鲁仲连的所为，退隐而去。对比那些欺世盗名的假名士而言，他们可谓是浊世中的高士，淤泥中的青莲。《鸳鸯针》的作者礼赞这样的高人雅士，让他们有一个良好完美的结局，以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真善美必然战胜假丑恶。
 《鸳鸯针》内容的第二部分，即第四卷四回，主要是描绘世情，抨击世风的浇薄。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的商品交流扩大了。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冲击固有的传统价值和道德体系。乐天桃源式的自然生活图景被在商品交流中所产生的狡诈、欺骗、悭吝等世俗劣行蒙上灰暗的色彩。为了攫取金钱，可以不择手段，“红了一双眼，连父兄也不认识了。” 金钱使人变得鄙吝，“一文钱不过界，一粒米劈着两边”,金钱更激起人们的贪欲。南京商人范顺鲸吞了另一个江西商人吴元理寄存的一千担米后，就公然开起“范记米行”来。但他并不知足，安守产业，而是冒风险出船去经商，以图扩大产业。甚至买下陌生地方的一片山林，期望以后能有更大的收获。作为一个商人形象，范顺是失败的，因为他是靠强夺别人的财富而发家的； 他出外经商，并没有赚回一个子儿，而留守在南京的产业也被其妻妾偷情养奸而丧失殆尽。但作为一个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市井细民，范顺的形象倒是成功的：他盘剥精明，奸险狡猾，口厉心贪，自私自利。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市民形象画廊中生动的一角，可以与《三言》、《二拍》 中塑造的市民形象媲美。
 综上所述，《鸳鸯针》“砭士林，刺世情”的主题意旨的发挥是比较成功的。尽管它并没有 “灌输肺腑”,“攻刺膏肓”,但却揭出了封建社会中的种种毒瘤，起到了某种“惊世”、“醒世”的社会功效。特别是在“士林讽刺”的创作题材的拓展上，《鸳鸯针》较以前的小说(包括文言小说)有比较突出的进展，其讽刺艺术的运用也显得颇为成熟。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后起的杰出的儒林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具有发轫起始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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